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
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
上编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
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著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
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
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
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穀《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
上编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
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著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
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
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
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穀《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