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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于央视新闻生产机制的变革。相较于媒介体制研究而言，生产机制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既能够反映出宏观层面上体制的问题，也能够对微观层面上各种新闻现象作出解释。 研究借鉴布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从历史、现状、个案三个方面入手，力图突破以往表层化、碎片式的电视新闻改革史的叙述。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生产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一样，“通常都是非历史的，也忽视新闻性质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他们既缺乏历史视野也不谙比较研究”。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弥补既有研究取向的不足。 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央电视台新闻生产机制的变革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8年至1977年。这一时期，处于政治一元化主导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事业开始起步。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新闻生产机制基本受制于政治场域的影响，组织结构是典型的行政科层制模式，新闻来源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用人机制方面主要是国家分配，从业者多来自电影、广播等媒体;加上技术的束缚，使得早期新闻生产规模有限，组织拍摄盛行。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至1992年。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央电视台摆脱了“阶级斗争工具”的属性，财政危机促使国家开始推行“财政双轨制”，从而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生产机制变革提供了动力。这种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的组织结构开始升级，逐步确立了“中心制”的模式;依靠“行政恩宠”，确立的“集体记者”制度，丰富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来源;在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方面，仍旧呈现出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特征。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是机制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从1993年至2002年。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生产机制变革提供了动力和可能。通过推出《东方时空》和成立新闻评论部，逐渐确立了“制片人制”、“第二用工制度”等机制，从而引领了整个电视新闻领域的变革。这一时期，粗放式的管理使央视新闻生产进入扩张期，一方面诞生了大批名牌栏目和优秀人才，一方面也造成各自为战的作坊式生产模式。 第四个阶段，从2003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剧，央视所承担的政治宣导功能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产业化的推进，媒体竞争压力的增长，迫使中央电视台在管理层面不断向企业化靠拢。随着新闻频道的成立，“频道化生产”、“大编辑部制”成为央视新闻生产机制调整的目标，新闻生产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但机制变革的不彻底凸显出体制的困窘。 通过梳理中央电视台50余年的新闻生产机制变革历程，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机制的变革与调整，是对现有新闻体制的改造，但始终无法弥补体制造成的困窘，电视新闻改革仍旧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