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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共政策学科诞生并引入我国以来,国内学者主要致力于两个领域的研究:一是对政策方案特定内容的技术性分析；二是对政策过程的理论性探索。后者尤其成为国内公共政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政策过程的诸多经典模式也为政策研究者们所广为应用并推广。如戴维·伊斯顿的“输入——转换——输出”的政策过程理论,或安德森的“政策议程——政策形成——政策表决——政策实施”的政策过程模式。这些经典的过程模式几乎成为人们认识理解、分析、评价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固定视角。然而,在这些普适性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难深入并深刻把握政策形成过程的精髓,因为政策赖以形成的“前决策过程”——政策议程设定过程,往往被剔除出政策研究者的审视范围——问题是如何排他性地进入决策者视野并上升到政策议事日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因素起作用?哪些角色在发生互动?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作用模式?政策议程设定的方式往往直指一国最根本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模式,是把握政策过程规律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对这个领域的纵深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国外公共政策学界对政策议程设定理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而美国著名学者约翰·W·金登(JohnW.Kingdon)于1984年所著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堪称该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作品。其中,金登开创的“多源流理论”(theMultipleStreamsTheory)分析框架为开拓及引领政策议程设定研究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利用该理论进行政策议程设定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引起国内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热情。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及内容主要有三:第一,对“多源流理论”进行理论介绍及内容梳理；第二,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公共政策案例进行政策议程设定过程的解释和分析；第三,对“多源流理论”进行本土化探索。该领域的理论探索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多源流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移植和本土化应用过程中存在着简单照搬和生硬借鉴的误区；其次,对“多源流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移植和应用过程中的“不适用性”缺乏理性审视及系统梳理；再次,本土化修正及创新工作不够全面和深入；最后,缺乏对理论进行本土化修正基础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模式的创新性构建。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本文试图运用美国著名学者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以三个政策源流和一个政策窗口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大学城项目的政策议程设定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该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填补学界对于大学城政策议程设定过程的研究空白；第二,对“多源流理论”在分析我国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的适用性进行全面检视,同时梳理出“多源流理论”在我国本土化移植及应用过程中“不适用性”的具体内容；第三,基于“多源流理论”进行符合中国国情及政情的公共政策议程设定过程模式的创新性探索。该探索领域尚属全新的理论拓展区,极具理论创新意义及现实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