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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1874-1951)，字先识，今四川双流县人，民国年间四川著名经学家、中医学家、医史文献学家及医学教育家。早年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历任陕西凤翔、米脂、榆林等县知事。中年在成都开设“义生堂”药号，坐堂应诊，又创办“汲古医塾”传播医道。晚年为壮四川国医学院之力量，奉献余辉。生平所著之书辑录于《汲古医学丛书》之中，其中包括“小丛书”《医古微》(含《周礼医师补注》《左氏秦和传补注》《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后汉书华佗传补注》《子华子医道篇注》六种)，其所注六种传世文献皆为记录先秦两汉期间医事、人物与典籍的重要医史文献。张骥对书中字、词、句义的考释和医理的解读，不仅取得了卓越的文献学成就，同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秦汉时期医学画卷，并开启了国内研究“扁鹊医学”的先河。因此，《医古微》是张骥钩沉索引上古医学脉络的核心著述，是本文选作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实地调研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汲古医学丛书》成都义生堂刻本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医古微》成都义生堂刻本，此次研究是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汲古医学丛书》成都义生堂刻本展开。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医古微》进行研究，分别如下:
第一部分，从张骥的求学、历仕和从医三个方面对他生平作简要的记述。
第二部分，论述《医古微》的版本及成书背景。本文研究所据的《医古微》底本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的丛书本。
《医古微》成书于清末民初。此时，赓续乾嘉朴学传统的古文经学方兴未艾，而强调“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疑古之声仍不绝于耳。继之而来的，是晚清西学东渐下的中医存废之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思想的今文经学与当时的“自改革运动”不谋而合，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新的历史情势下重新又被搅动翻涌起来。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救亡”与“启蒙”成为双重变奏曲，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深入中医学的医理与临床研究。张骥作为一名经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对《医古微》的书名作解题，并对其所包含六种书籍的内容以及张骥著述缘由作相应介绍。《医古微》中的“古微”二字，源于明代孙瑴所编撰的《古微书》，乃纬书之集汇;后起者，清代今文经学家魏源所著《书古微》《诗古微》亦有“古微”二字。结合张骥自撰“《医古微》六种提要”及其书内容来看，张骥的治学方法虽遵从“乾嘉朴学”的古文经学传统，但对于医经医理的解读，却更倾向于道成以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传统。由此可见，《医古微》是一部张骥阐述医经医史“微言大义”之书，其题名有着显著的经学色彩。
张骥意识到，后世学者、中医在《内经》等医学经典的理解上或多或少出现了“大义乖”的现象，为探赜先圣微言，找回医学源流，也为与孙子方先生合力创办的“汲古医塾”提供教材，故开始著写并刊刻《医古微》。
第四部分，对张骥编撰《医古微》的方法与特点作论述。《医古微》收入医书六种，前后编排恰是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正文编写体例方面，《医古微》每种书籍正文标题之下，对原书的作者、所引注家及张骥补注等情况皆先作交代;继而每条原文之下，先列前人注解，次参以己见。
张骥主张儒者学医，医者读经，方能“昌明绝学”。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思想运用到中医古籍研究的领域内，日本学者相比于同期之中国已着先鞭，形成“江户考据学派”;而清末民初以廖平、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儒医”群体，则试图通经致用，寓医理于经学考据学之中。总结张骥著述的特点有三:一是明经学、通训诂。张骥早年为儒生，于经学典籍有所研究，能熟练运用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对文字语句进行加以注释、疏通;二是重考据、求真实。张骥在学术研究方面着重考据学的运用，求实存真，力求还原古籍文献与医学历史的真实面貌;三是融经典、谙医理。张骥精通医理，又熟知医学典籍，在《子华子医道篇·自序》中明确批评后世部分医者“以术鸣者多，以道鸣者少”的弊病。
第五部分，详细探讨《医古微》的学术价值。张骥运用“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对《医古微》六种著作的原书内容进行研读和发掘，不仅是在某些疑难词句的训诂方面有所突破，难能可贵的是对医学史的整体把握与推陈出新。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医学源流的梳理，古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探讨，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医学人物的考证等方面。尤其在上古医学的脉络中，张骥拂去千年的历史尘灰，重新标举出“扁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史记·扁鹊仓公传》《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等史料的解读，结合对《内经》《难经》等传世医学文献的考证，为我们构建出一种与既往所见不同的先秦两汉医学图景。
从具体的医学成就方面看，张骥在《医古微》中对涉及内外诸科的病名和症状共作补注凡51处;提倡“杂合以治”，“箴、石、汤、火”四法兼施的治疗方法，以及“疾病在养”与“内调平其喜怒之气，外调适其寒热之气”的治疗原则;在病因病理方面，指出“秦和六淫之论，实为后世三因之祖”，并大胆融入西医学的认识对相关中医学术语进行解释，如“血脉”“胃”“络脉”等。张骥虽在个别的中医概念上借用西医认识，但绝大多数认识仍根植于传统中医的观点，这有别于章太炎、陆渊雷等废“五行说”、倡“科学化”的治学思想，却不悖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旨。
笔者通过对马王堆、张家山、天回镇出土相关医学文献的研读，发现张骥的某些学术思想与之有不少相合之处。如张骥指出古代的医学与酒、巫(祝由)有密切关系，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祝由方34首，用酒的方子40首;而2012年成都天回镇汉墓出土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有44个方子用酒，另有祝由方4首。这些西汉早期的古方为上古时期中医与酒与巫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再如，张骥对先秦两汉医学尤其扁鹊一脉医学的认识，鞭辟入里地阐释了中医学在源头上与扁鹊息息相关的事实。成都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中多次出现“敝昔”二字，经考证当即“扁鹊”，可证其学源自扁鹊;此外，其中《脉书·上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所载有关“五色脉诊”的内容，也可与存世文献中的扁鹊佚文相互印证。可见，张骥在《医古微》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这种考据与临床并重、小学与医理互参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医经典的研读乃至中医知识的学习，至今尤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结论部分，通过对张骥《医古微》著述风格及其治学方法的剖析，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医家的比较，彰显出张骥在中医学尤其在医史文献学方面承上启下、复古开新的贡献。
本研究实地调研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汲古医学丛书》成都义生堂刻本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医古微》成都义生堂刻本，此次研究是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汲古医学丛书》成都义生堂刻本展开。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医古微》进行研究，分别如下:
第一部分，从张骥的求学、历仕和从医三个方面对他生平作简要的记述。
第二部分，论述《医古微》的版本及成书背景。本文研究所据的《医古微》底本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的丛书本。
《医古微》成书于清末民初。此时，赓续乾嘉朴学传统的古文经学方兴未艾，而强调“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疑古之声仍不绝于耳。继之而来的，是晚清西学东渐下的中医存废之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思想的今文经学与当时的“自改革运动”不谋而合，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新的历史情势下重新又被搅动翻涌起来。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救亡”与“启蒙”成为双重变奏曲，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深入中医学的医理与临床研究。张骥作为一名经学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对《医古微》的书名作解题，并对其所包含六种书籍的内容以及张骥著述缘由作相应介绍。《医古微》中的“古微”二字，源于明代孙瑴所编撰的《古微书》，乃纬书之集汇;后起者，清代今文经学家魏源所著《书古微》《诗古微》亦有“古微”二字。结合张骥自撰“《医古微》六种提要”及其书内容来看，张骥的治学方法虽遵从“乾嘉朴学”的古文经学传统，但对于医经医理的解读，却更倾向于道成以来“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传统。由此可见，《医古微》是一部张骥阐述医经医史“微言大义”之书，其题名有着显著的经学色彩。
张骥意识到，后世学者、中医在《内经》等医学经典的理解上或多或少出现了“大义乖”的现象，为探赜先圣微言，找回医学源流，也为与孙子方先生合力创办的“汲古医塾”提供教材，故开始著写并刊刻《医古微》。
第四部分，对张骥编撰《医古微》的方法与特点作论述。《医古微》收入医书六种，前后编排恰是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正文编写体例方面，《医古微》每种书籍正文标题之下，对原书的作者、所引注家及张骥补注等情况皆先作交代;继而每条原文之下，先列前人注解，次参以己见。
张骥主张儒者学医，医者读经，方能“昌明绝学”。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思想运用到中医古籍研究的领域内，日本学者相比于同期之中国已着先鞭，形成“江户考据学派”;而清末民初以廖平、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儒医”群体，则试图通经致用，寓医理于经学考据学之中。总结张骥著述的特点有三:一是明经学、通训诂。张骥早年为儒生，于经学典籍有所研究，能熟练运用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对文字语句进行加以注释、疏通;二是重考据、求真实。张骥在学术研究方面着重考据学的运用，求实存真，力求还原古籍文献与医学历史的真实面貌;三是融经典、谙医理。张骥精通医理，又熟知医学典籍，在《子华子医道篇·自序》中明确批评后世部分医者“以术鸣者多，以道鸣者少”的弊病。
第五部分，详细探讨《医古微》的学术价值。张骥运用“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对《医古微》六种著作的原书内容进行研读和发掘，不仅是在某些疑难词句的训诂方面有所突破，难能可贵的是对医学史的整体把握与推陈出新。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医学源流的梳理，古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探讨，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医学人物的考证等方面。尤其在上古医学的脉络中，张骥拂去千年的历史尘灰，重新标举出“扁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史记·扁鹊仓公传》《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等史料的解读，结合对《内经》《难经》等传世医学文献的考证，为我们构建出一种与既往所见不同的先秦两汉医学图景。
从具体的医学成就方面看，张骥在《医古微》中对涉及内外诸科的病名和症状共作补注凡51处;提倡“杂合以治”，“箴、石、汤、火”四法兼施的治疗方法，以及“疾病在养”与“内调平其喜怒之气，外调适其寒热之气”的治疗原则;在病因病理方面，指出“秦和六淫之论，实为后世三因之祖”，并大胆融入西医学的认识对相关中医学术语进行解释，如“血脉”“胃”“络脉”等。张骥虽在个别的中医概念上借用西医认识，但绝大多数认识仍根植于传统中医的观点，这有别于章太炎、陆渊雷等废“五行说”、倡“科学化”的治学思想，却不悖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旨。
笔者通过对马王堆、张家山、天回镇出土相关医学文献的研读，发现张骥的某些学术思想与之有不少相合之处。如张骥指出古代的医学与酒、巫(祝由)有密切关系，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祝由方34首，用酒的方子40首;而2012年成都天回镇汉墓出土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有44个方子用酒，另有祝由方4首。这些西汉早期的古方为上古时期中医与酒与巫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再如，张骥对先秦两汉医学尤其扁鹊一脉医学的认识，鞭辟入里地阐释了中医学在源头上与扁鹊息息相关的事实。成都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中多次出现“敝昔”二字，经考证当即“扁鹊”，可证其学源自扁鹊;此外，其中《脉书·上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所载有关“五色脉诊”的内容，也可与存世文献中的扁鹊佚文相互印证。可见，张骥在《医古微》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这种考据与临床并重、小学与医理互参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医经典的研读乃至中医知识的学习，至今尤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结论部分，通过对张骥《医古微》著述风格及其治学方法的剖析，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医家的比较，彰显出张骥在中医学尤其在医史文献学方面承上启下、复古开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