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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伟大着作，是中园历史学上的一座里程碑。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着作众多，使“《史记》学”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自清末甲骨文出土以来，衆多出土文献相继面世，给《史记》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即以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封《史记》中的殷、周、秦三篇《本纪》造行解释阐发。文章包括四章。
第一章是“绪论”，含三节。“引言”一节首先说明后世史书中记载的前代史事往往真伪混杂，不可尽信，太史公的《史记》也未避免这种情况。但《史记》中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为後人搭建了一个先秦史的基本框架，难能可贵。又说明我国自古就有搜集、研究出土文献的传统，通过列举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类主要出土文献，指出其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学术回顾一节简述了历代《史记》研究的基本状况，说明常前《史记》研究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用出土文献补证《史记》这条研究途径前景广阔。而王国维、于省吾、陈直等众多学者对这条途径的开辟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事实证明，他们所开创的“新证”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包括后来的“三重证据法”)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史记》研究实践中。“本文构想”一节介绍了导师为笔者选定此研究课题的缘起，以及本文的研究范围、方法、涉及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
第二、三章分别是“《殷本纪》新证”、“《周本纪》新证”，各含七节；第四章是“《秦本纪》新证”，含八节。这几章主要利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玺印、陶文、石器和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资料，讨论商、周、秦三族的傅说、来源、姓氏、祖先、世系、家族成员、名臣、职官、都城、地望、诸侯国及相关史实等内容。多引证前人时贤的高论，并参以己见。第二、三章的“小结”分别总结周代以来对商人尤其是纣王行迹的夸张歪曲，再次说明史书不能全信，必须经过可靠证据的检验；通过总结商周、蛮夷及後来秦、晋等国间的征伐战争，说明由於所处的立场不同，同一类事件可以被定以截然相反的性质，自身的利益是其定性的基本依据。
“余论”一节首先简要讨论了商、周、秦三族兴替的规律，进而总结全文，说明本文的意义、价值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