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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确定的负面效应，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不同经济学派的一致认可，而且也得到了各国实践的证明。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课税会使经济人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发生偏离，会使市场价格发生扭曲，从而会降低市场效率。凯恩斯学派也认为，在不考虑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总是负的，即对经济是紧缩性的，因此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消减税收。供给学派更是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尽量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对经济造成的伤害。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税收至少会降低产出的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尽管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课税只会对经济增长率有暂时性的影响，它对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没有作用，唯一的影响的仅是经济活动的水平。因为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生产要素，对资本和劳动的所得课税虽然都降低了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收入水平，但经济的稳定增长率却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所决定。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种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内生增长理论的挑战，他们认为永久提高税率会永久降低经济的稳定增长率。这一观点得到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实证结论的支持，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税收负担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6-0.7个百分点。 其实，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我国早有人进行了研究，并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目前，人们对减税和增税问题的讨论就是例证。从国内现有的文献看，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很少，即使有，也是存在许多缺陷。有的是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对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给出了解释，但这种解释只是给出了税收负担的最高水平，并没有给出最适的负担水平为多高;另有一些研究从定量的角度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的最适税负水平进行了分析，但由于没有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影响，也使得分析缺乏科学性。 为此，本文在结合财政支出影响的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手段对我国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全文分析共分四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接着从概念上对税收负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认为税收负担从理论上讲就是私人部门无偿缴纳给政府的收入占这个经济活动量的比重。依据这个定义，文章认为，在统计中税收收入应包含私人部门无偿缴纳的所有支出。因此，从理论上说对税收负担的计量应该采用大口径，而不能仅仅是小口径，尤其是在我国收入分配渠道较为紊乱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反映私人部门的税收负担;第二，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从三个方面进行，即整体税收负担、企业税收负担和居民税收负担。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就整体税收负担而言，我国的税收负担由于税制结构的差异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税收负担表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边际税收负担表现出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就企业税收负担而言，沿海地区的企业要轻于内地企业;就居民税收负担而言，整体收入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征收难度使得我国居民的整体劳动所得税收负担明显偏低;第三，利用第二部分的经验数据对我国的税收负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的结论认为，目前我国的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影响程度超过了国外实证分析的水平。既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么如何确定我国的适度税收负担水平呢？这就是本文最后讨论的问题;第四，文章利用计量手段，通过对巴罗模型的扩展，在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得出我国目前的税负适度水平(......)大口径应保持在27％左右。同时，为了和现有文献相对比，文章还对小口径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小口径税收负担应保持在18％左右。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相对照，发现这两个水平基本上接近或低于我国目前实际的税负水平。因此，对财政来说，如果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的话，近期不可能再继续提高税收负担水平，当前需要做的只能是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