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旅游合同中,因旅行社违约而导致旅游者精神受损的案件时有发生。为解决此类问题,推动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有必要对旅游者给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本文将分别从请求权基础、旅游合同特殊性、构成要件、赔偿数额范围四个方面来论述旅游合同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本文引言部分论述了我国对于违约精神损害的学术争议。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否定说与崔建远教授主张的肯定说针锋相对,各有亮点。但从国内外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旅游合同中,因旅行社违约而导致旅游者精神受损的案件时有发生。为解决此类问题,推动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有必要对旅游者给予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本文将分别从请求权基础、旅游合同特殊性、构成要件、赔偿数额范围四个方面来论述旅游合同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本文引言部分论述了我国对于违约精神损害的学术争议。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否定说与崔建远教授主张的肯定说针锋相对,各有亮点。但从国内外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现状及司法案例的分析来看,支持在违约之诉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正逐步成为学界主流观点,而《民法典》第996条也反映了这一立法趋势。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对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规范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结合各家学者看法对《民法典》第996条进行解读。本文提出了《民法典》第996条是在民事违约行为中,当受害人人身权利受损而导致其精神受到严重损害时的特殊救济途径,其并非是对违约精神损害的创设,而是在特定前提下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旅游合同的特殊性,论述了旅游合同如何适用《民法典》第996条。第一,订立旅游合同的目的是获得精神享受,因此,一旦产生特定的违约行为,使旅游者精神层面的需求无法实现,从而转化成失望、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使得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第二,旅游利益具有人格利益属性。旅游利益以精神享受为目的,只能通过亲身体验来获得,因而具有强烈的人格色彩。第三,旅游合同履行利益的特殊性。上述旅游合同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履行利益也体现为一种精神利益。本文第三部分为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的论述。构成要件有三,分别为过错、严重精神损害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在过错要件中,根据合同性质区分方式性义务与结果性义务,从而确定旅游合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严重的精神损害,通过法律体系与案例寻找出规律来判定是否达到精神上的严重程度;在因果关系上,应当适用相关因果关系,强调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应当分为“条件性”与“相当性”两步判断。本文第四部分是对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在实践中,对精神损害金额的计算,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通过参考计算标准与建立计算原则能够让损害金额的计算更加真实。计算标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各省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计算原则除遵守合理预见原则,并在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之上增加酌定增加原则,裁判者在精神损害赔偿额度的确定上,可依据案件实际情况对赔偿额度予以增加,从而更好的保障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其他文献
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下,国际商事仲裁向全球化方向发展,仲裁以其具有的便捷性、高效性和保密性的特点,已然成为国际商事主体选择处理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仲裁裁决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在裁决作出后,若一方当事人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可向法院申请对该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也是仲裁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当事人诉求得以实现的保障。因此促进国际
税收不仅仅是国家运行的保障,更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任何国家要维持运转必须向其国民征税,每个人都有纳税的义务,而逃税行为自有税收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为了能够有效地对逃税罪进行治理,也为了能够促进流失税款的回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税收的实际损失,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的刑事立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其中,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是多数学者将其称之为初犯免责条款的第四款,即对于初次犯罪的行为人
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它具有代位诉讼和代表诉讼两种属性。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只要依法履行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即可被提起。甚至个别案例存在前置程序豁免的情形,即股东无需提起前置程序也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法院也仅需审查股东前置程序履行情况,对于公司拒绝股东提起诉讼的原因是否具有合理性,法院是无需审查的。但是,实践中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有时并非是一致的,股东的诉讼行为未必都是公正善
释明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民事诉讼领域,法官根据案件事实进行正确释明甚至会使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反败为胜”,该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实质正义、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从现状来看,纵观行政诉讼立法及司法解释均缺乏对于释明权的系统规定,更没有完善的释明权制度,仅有少部分地区出台《行政诉讼释明规则》但法律位阶较低。在司法实践方面,由于缺乏系统性释明权制度规范,法官难以把握释明程度而固守形式
当我们享受着工业时代带来的便利,经济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也正面临着水污染、雾霾超标、森林绿化率不断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这种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更是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需要我们及时止损。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能够继续享受美丽的生态环境,我国相继颁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等相关法律政策和司法解释,并在全
火车票事关千家万户,每逢春运及重要节假日,一票难求现象成为常态。2012年开始,火车票实名制全面实施,而2012年至今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商务规模倍增、智能手机逐级普及,在网络空间里,一个个软件、一条条代码成为主角,为我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手机功能丰富,有人片刻不离;网络世界多彩,有人沉迷其中。而互联网时代给法律带来的麻烦就是,诸多以现实物理世界为模型而创设的法律规则滞后了
2007年我国确立了企业破产重整程序,对于因债务危机等原因濒临破产,同时又具有再建可能性的企业而言,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破产清算的选择道路。企业可以通过破产重整获得重新经营的机会,不仅可以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转,还可以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债权人同意降低清偿率和削减部分债权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关注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本文以辉山乳业系列企业破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历经坎坷,可谓阅尽世间疾苦。1849年,他因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而入狱受审,在被执行死刑的最后几分钟里获得特赦,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十年。如此非同寻常的经历给这位有着高超艺术发现的作家提供了体验死亡、观察死亡的机遇,亦使他能够以“死亡”为特殊透镜考察底层人民之受苦受难,反观上层阶级之穷奢极欲。纵观陀氏的小说创作,死亡的母题可谓无处不在。陀氏在首作《穷人》中便多有描写死亡,乃
高利放贷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借贷取息之事最早起源于我国的西周时代。“中国历史在进入封建社会后,高利贷不仅盛行,利率变化也很大很复杂,而且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其对社会经济及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在中国近代以来,高利贷发展迅猛,经过不断的再发展和衍生,在新时代的中国,严重的高利放贷已经异化成“套路贷”,敲骨吸髓,榨干被害人的财产,甚至侵犯人身权益。为此,我国民法典也首次提出了禁止高利放贷。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行政管理权和行政强制力的体现,与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此类文件种类多样、数量繁多,是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2014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浮出水面,这一制度针对规章以下的政府文件司法审查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平息了在此之前是否将规范性文件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