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为了获得或维持市场优势，通常会利用各种商业策略参与竞争，忠诚折扣行为就是其中常见的价格竞争行为。通常而言，经营者实施的忠诚折扣能够促进销售、节约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然而，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忠诚折扣行为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果，因此，法律有必要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为了获得或维持市场优势，通常会利用各种商业策略参与竞争，忠诚折扣行为就是其中常见的价格竞争行为。通常而言，经营者实施的忠诚折扣能够促进销售、节约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然而，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忠诚折扣行为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效果，因此，法律有必要对这类排除、限制竞争的忠诚折扣行为进行规制，从而保护市场竞争秩序。
目前，我国对于忠诚折扣行为的研究及审查刚刚起步。2016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对利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作出决定，认定利乐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忠诚折扣行为，并在《处罚决定书》中对忠诚折扣行为的概念及表现形式作出了详细阐述。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忠诚折扣行为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只能将忠诚折扣行为归类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体现出我国法律对于忠诚折扣行为规制的缺失。本文拟从利乐案件入手，对忠诚折扣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在详述忠诚折扣理论的基础上，对忠诚折扣的审查及规制提出一些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章主要介绍利乐案件基本情况，并对该案件作出分析。第三章介绍了忠诚折扣的概念、特征、分类等基本原理，并详细界定忠诚折扣行为将其与搭售、掠夺性定价行为、价格歧视及排他性交易行为区分。第四章讨论了忠诚折扣的审查框架，确定折折扣行为的审查原则及审查方法，并列举了忠诚折扣行为可能存在的合理抗辩理由。第五章分析了目前我国规制忠诚折扣行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六章对我国规制折扣行为法律法规进行梳理，介绍了我国司法实践规制忠诚折扣行为的现状，最后对如何完善忠诚折扣的规制制度提出建议。
其他文献
告诉才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制度也涉及到民事法范畴，既具有实体法意义，也有程序法意义。适用该制度的犯罪类型主要是发生在亲密关系之间、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刑法总则第98条进行了总括规定，分则对适用该制度的五个罪名分别进行了规定。基于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与自诉制度和不告不理制度具有很大的差异。它并非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或某种法律体系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下法律在解决特定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其中非企业法人和个人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优胜劣汰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此种情形下，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西方大多数国家均为市场主体设置了相应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我国仅有企业法人的破产法，缺少了个人破产制度。 本文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出发，并以“地震房贷”难题展开。主张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文章共分为四部分。
国家出资企业所管理的资产主要是国有资产，我国公民是我国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有效监督非上市的国家出资企业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应从法律制度层面对非上市国家出资企业的信息披露做出规定。 我国对非上市国家出资企业的外部监督主要是来自政府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和司法监督，这三种外部监督模式各自都存在一些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而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和OE
在国际航空业实践中，机票超售制度作为一种能为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利益的行业惯例被广泛采用。由于超售可能导致部分已经购票的旅客临时无法乘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常有旅客以航空公司未尽到对于超售制度的告知义务为由主张其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并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和拒载后的违约责任。在对于超售制度的规制措施方面，我国也仅有一则民航局颁布的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业标准，难以起到真正作用。本文试
案例指导制度是在国家全面实行、落实依法治国大政方针的背景下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吸收了判例法制度灵活性、适应性等积极因素，弥补了制定法的功能缺失，对解决立法滞后性带来的无法可依、法律规定模糊、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等司法实践问题，以及频频发生的“同案异判”现象具有重要价值，但制度从确立到运行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本文围绕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成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在文章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单纯依靠形式法律推理进行审判的弊端愈发显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之中引入实质法律推理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实质法律推理在适用之时却常因缺乏规则限制而易被误用或滥用，甚至成为法官徇私的工具，对实质法律推理进行规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上述角度出发，以具体案例为依据，并针对前人研究较为松散，缺乏系统方法的现实，提出通过合逻辑性原则、合法律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可普遍化原则等方法论来对实
我国PPP项目意欲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开辟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新路子。但是在实务中，PPP合同对于政府与企业的态度则分而论之，比如，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约定政府遵循完全赔偿规则，而企业则是在完全赔偿外还要附加惩罚性赔偿。虽然PPP的性质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协议依然未成定论，但是以“合作”为名的PPP合同，只有秉承平等合作的理念，社会资本才能放心加入，否则就如同当下，企业不放心、不信任、不敢加入PPP合作。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立法评估活动的实践情况来看，立法评估活动的主体主要分为两种:内部评估主体与外部评估主体。内部评估主体一般指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尤其是指国家机关及其组成部分组成的主体。外部评估主体则是指除国家权力机关以外的评估者，主要包括学术团体、高校研究所、社会公众、商业组织等。 我国的立法评估制度首先开始于21世纪初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后来还进行了对国务院行政法规进行的立法
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表现多样，在立法、司法和实践三个阶段均有体现，揭示其“口袋化”对法律权威和公民人权的侵害之重;剖析成因，包括立法自身的局限性、难以预先设想或者跟随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空白罪状和兜底性条款的存在，导致内涵和外延的模糊，以及司法解释也存在越权解释和扩张解释大行其道的现象，正确认识到去“口袋化”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既是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是保护公民人权、促进市场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消费金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渗透、参与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一方面，消费金融公司的设立与发展不仅能够刺激个人消费增长，是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能够带动包括制造业、旅游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能够将消费贷款的福利延伸至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客户的下层客户群体，实现其普惠性金融的特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