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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多发性、破坏性和传染性的特征日益显著。本文着重对亚洲金融危机金融渠道的传染性进行展开,将“传染”视为“矢量”:即有方向性、有规模大小,然后对其分别进行实证。
第一章是引言。这章主要说明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创新。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分两部分:金融危机传染性的定义和传染渠道文献综述,针对金融危机传染性的计量分析的文献综述。
第三章提出检验传染效应存在的模型。根据金融数据的特点,本文选择Engle(2002)提出的DCC-MGARCH模型,并提出修正的DCC-MGARCH模型,从而对金融危机传染性的存在性进行实证。
第四章是关于金融危机传染存在性和传染方向性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只有在条件均值方程中加入“信息变量”控制非传染因素后的相关系数显著性增加才可视为传染效应存在的基础上,利用修正的DCC模型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部分欧洲国家、部分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股市和汇市以及汇市、股市进行传染性存在性检验。结果表明:部分国家(地区)受到马来西亚股市危机的传染;部分国家(地区)受到马来西亚汇市危机的传染;一些东亚国家的股市和汇市之间存在传染效应。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传染。对存在传染性的国家(地区)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验证传染效应的方向性,结果大多数国家的传染是单向的。
第五章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大小的度量。从资产组合VaR的角度,分别计算投资于受危机传染国家股市和不受危机传染国家股市的投资组合VaR,以及受危机传染国股市和汇市的投资组合VaR变化情况度量传染效应的大小。
第六章讨论金融危机传染性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指出金融和资本帐户开放性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关系,并相应提出一些我国如何应付金融危机传染性的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