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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行的是以比较诗学和文学主题学为进路、以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为视角的人类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的研究。以比较诗学和文学主题学为进路，指的是文章借鉴了比较诗学将具有相似性的诗学体系作为比较对象的思路以及文学主题学的现有成果;以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为视角，指的是文本考察分析和归纳出的问题所属的范围和视阈;对人类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的研究则是本文研究的终点。
文章按照问题的提出一精神结构的比较—致思理路的比较—精神意向的比较为进程安排架构，绪论是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第一章简单归纳了《诗经》与《诗篇》研究的精神语境，即儒家思想体系和犹太—基督教思想体系在源头上设定的一些前见和基本命题。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诗经》和《诗篇》精神结构的比较，以“赞美”和“哀怨”为切入点，对《诗经》与《诗篇》表达出的人类精神从宗教学和哲学的角度做出最直观的呈现。第六章为致思理路的比较，指出《诗经》中的哀怨和赞美是同构的，赞美和哀怨的对象都是人，并扩展指出儒家思想体系在先秦时期就从《诗经》时期基本的天人关系推演出“天人合一”这一贯彻始终的指导原则，以礼制为衡量和约束的标准，以天道—人道—王道为轨迹，以成圣为自我救赎和最终理想。而《诗篇》中的哀怨和赞美也是同构的，赞美和哀怨的对象都是雅威，并扩展指出犹太—基督教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设定了“神人相分”的原则，以律法为衡量和约束的标准，以弥赛亚盼望的他者救赎为最终途径。最后的结论指出，从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来看，儒家思想是以创造之大德日生的德性体系，德性即智慧，而犹太—基督教思想是以神恩和救赎为中心的罪性体系，体认神即智慧。然而无论是德性体系还是罪性体系，都是围绕着赞美和哀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