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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逐步恶化,主要表现就是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本文在第二章第一节首先对这种失衡的原因及可持续性进行了初步的概述,指出这种失衡是不可持续的,紧接着在该章的第二节指出经济外部失衡促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首先,由“克鲁格曼”三角,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积累使得中国的货币投放过多,因此对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平稳、自主运行形成了很大的干扰。而由于中国是非中心货币国家,因此,大量的外部资产积累使得中国货币错配情况严重。其次,由于这种持续贸易顺差的存在,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平衡中国经常账户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2007年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是不断,使得人民币汇率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因而使得中国的“高储蓄两难”的压力持续存在。而这种升值的压力使得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将持续升值的预期,导致套利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加上本来就因看好中国市场潜力而大举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也出现顺差,从而形成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格局。而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受到更大的挑战,也进一步的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使得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本文第二章指出,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促使中国经济陷入了货币错配、高储蓄两难和经济内外失衡的“恶性三角循环”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是什么更为深层的因素导致了它的出现。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知道决定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7.21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单向升值?中国经常账户的波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究竟如何,调节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对中国的经常账户产生预想的效果?简而言之,导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只有在弄清这些基本的理论命题之后,我们才能明确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平衡外部经济失衡的政策目标,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治理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也是本文接下来的章节探讨的主要内容。
围绕这个主题,本文从第三章开始应用当前宏观经济学领域比较先进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两个核心变量--中国经常账户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就理论模型来说,本文在国际实际经济周期(IRBC)的分析框架下,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中国经常账户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等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由于目前国内文献对于这种IRBC的分析方法的介绍比较少,因此本文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对这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随后在第三章的第二节通过在这种IRBC的分析框架下建立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进行了理论分析。在进行这种理论分析的时候,本文采用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即在本节只分析了供给和需求两种冲击因素的影响,而在随后的章节中再依据相应的经济理论将这两种冲击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解,从而可以找到更多和更为基本的结构性冲击因素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为了对这种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本章第三节应用与DSGE模型相对应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供求冲击进行分析之后,本文第四章着重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与中国经常账户波动的关系。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常账户和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深远,因此,这种分析也是分析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时应有的一环,而且这种分析也对前文中仅对供求两种冲击的分析进行了扩充。
在对各种冲击进行了分析之后,本文在第五章构建了一个SVAR实证模型,综合考虑了多种冲击因素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并应用频谱分析(Spectrum Analysis)的方法,从实际数据出发来对本文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了验证。本文结论表明,决定中国经常账户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等供给冲击因素层面;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等需求冲击因素对于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具有临时性的冲击影响。这给中国将来一段时间应用组合的需求和供给经济政策来平衡中国的经济外部失衡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指导,本文也以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