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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面积辽阔，海洋资源丰富，主权属于中国。但近年来，在某些国家的炒作和鼓噪下，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南海诸岛地名作为南海耕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的重要证据。本文通过深入挖掘《更路簿》及相关的多套地名系统，探究其背后权力主体关系及转换，挖掘地名主体的生存状态，为地名规划和维护海洋权益提供支撑。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选取的17个版本《更路簿》，内容和构成相似度高，记录的航线和地名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主体由西沙和南沙两个部分构成，空间上涵盖几乎全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反证海南省渔民历代航海范围的广泛分布。这些航线和地名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核心-边缘模型，以海南为核心，逐步向外围影响减弱。因受古代航海技术限制，为提高航行的精确性，《更路簿》中的航线主要以短距离形式为主，地名主要指称大面积岛礁实体。 (2)我国南海诸岛的三次地名标准化中蕴含了三种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转换。1935年以英语权力主体为主，后两次以汉语权力主体为主，民间地名虽产生最早，但在标准地名中起步最晚、影响最小。中英权力主体间的排他性远远大于汉语权力主体内部的排他性，与1947年更改大量英译地名的权力清洗不同，1983年主要通过新增地名稀释既有权力主体的影响。因此，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现存两套地名系统，国家（标准地名）与地方（渔民地名）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包容与融合关系。 历史时期的地名更改频率极低，地名内涵往往指示过往的地方特征，滞后于当地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近现代的地名更改逐渐频繁，地名内涵不参照地方特征，往往超前于实际情况。前者主要受历史文化影响，自然形成，存在惯性，可以作为地名考古证据，考证历史时期该区域的自然人文特征;后者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名剧烈，反映深刻的权力博弈。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地名的两个系统分别以历史和政治主导，体现文化多样性。 (3)地方生产实践决定了地名使用实践，官方地名命名并不决定地名使用者的使用状况。中国海南渔民世代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直至今日，其使用的主要仍是形成更久的渔民地名。这一倾向性并非出于对政府更名的抵抗，而是一种既有习惯的维系。地名在渔民生活中仅作为一个符号，渔民更关注其交流的方便和对自己航行的指引。如今，很多渔民缩小了出海范围和时间，没有生产实践的支撑，维系渔民地名稳定的习惯正在被打破，使用层面的更名正在进行。 (4)除现有地名外，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命名空间还有很多，命名的系统化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今后的地名实践应尽可能减少更名带来的文化破坏。强调多尺度命名，增加地名厚度（地名更名记录，别名、备注名）。地名生态源自对大多数地名文化主体的尊重与保护，地名的多元化理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