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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已超过30年。在此期间，香港经历了重大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香港特区的主权已经从英国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贸易结构的入口来源地和出口地点已产生改变，原本实行固定滙率盯住美元的基础条件已淡化，虽然现行的联系滙率制度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了坚强抵街冲击的能力，然而硬盯着美元的背后，香港特区失去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以至在亚洲金融风暴后出现了较长的经济衰退期。此外，由于香港特区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型，随着香港特区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密切，香港特区的联系滙率制度的缺点逐渐浮现，而不适合的滙率制度不只对金融市场起着负面作用，由于它是经济模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也带来了经济民生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美国自2008年开始推行极端的货币宽松政策，香港特区推行的联系滙率制度迫不得已把美国的超低利率输入，由于香港特区的经济结构已偏离美国而更贴近中国大陆，超低息的政策对香港特区是力度过大，因而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特区的房价急促上涨，同期，由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稳定，GDP增长率在一众已发展国家中遥遥领先，人民币的滙价循序转强，在美元弱人民币强的情况下，香港特区和内地的物价差距渐大，由于两地相连和人口流动性高，导致特区部份货品供不应求，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冲击两地人民的和谐生活，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特区的滙率制度已不合时而所导致。有见及此，本文旨在探讨港元盯住美元的条件是否已失去，在经济结构上是否已和中国内地靠拢，如是者探讨人民币是否可以作为港元的锚。 过去30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在三十多年间中国内地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内地的发展加强了香港特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香港特区由原来简单的担当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中间人，转变成为主要企业投资者，再转变成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和企业集资和融资的一大市场。而中国大陆也取代了美国的位置，成为香港特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旅客来源地，两地的人才交流日趋频繁。预期两者的关系只会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特别在珠三角地区，本着地理位置邻近，广东省政府和特区政府在政策上亦作出配合，在物流运输和人流上作好准备，例如兴建港珠澳大桥等机建，可以相像未来中国内地、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的经济活动范围将扩涸，制造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业将会更整合，使珠三角成为一个更庞大的经济体，促使内需加大和出口力增强。建基于这形势下，港币的滙率制度更需与时并进，加深了作者对本研究的动机。 滙率制度的研究可分为微观和宏观分别讨论，微观的滙率制度分析主要着眼于外滙市场交易机制，促进滙率市场在短期的有效性，使其波动性和趋势性符合现实短期经济形势;宏观的滙率研究着眼于长期滙率的均衡，即内部物价和滙率在合适水平，研究范围可从多方面入手，包括国际贸易、国家储备、与他国之间的博奕和滙率制度和锚的选择。本文所侧重的是在宏观的分析框架下，探讨对香港特区最有利的滙率制度。滙率制度的选择与其货币政策和外滙管理息息相关，但是香港特区作为一细小开放经济体，保持滙率稳定有其重要性，因此固定滙率应是较可行的制度，而货币政策也应建基于这制度，因此，在固定滙率制度下锚的选择尤其重要。经济结构是选择锚的基本因素，此外，被考虑作为锚的货币也应具备一定条件，才可借其信誉和购买力，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港币一直以美元作为锚，当然有其好处，然而，香港特区的经济结构有变，而中国内地经济实力已不能同日而喻，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货币中的地位已开始加强，研究港币以人民币作为锚的讨论在公众间也时有讨论，本文也循着特区的经济结构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两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因此，本文会揭示香港特区的经济结构，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推论香港特区若继续实行固定滙率制度，把人民币作为锚会否比美元更合适，也讨论人民币是否已具备作为锚的条件。 本文回顾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相关理论，经济学家早期着眼于固定和浮动滙率制度的选择，文中也会略为综述，本文之后集中回顾固定滙率制度对小形开放经济体的意义，因为这是对香港特区实行固定滙率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后，文中会深入阐述蒙代尔（1962年）创立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此理论启发经济学家研究货币联盟的形成条件，那些条件包括贸易开放度和集中度、人和生产要素的流通度、资金的流通度。固定汇率制度一般视为货币联盟的一种较弱形态，所以讨论锚的选择，应引用货币联盟的形成条件作深入研究。本文也会回顾其他学者对货币联盟理论提出的相关讨论，最后总结出以下条件作为是否应把美元或人民币作为锚的判断:1.经济指标的同步性和波动性相关度，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失业率、货币供应增速和利率;2.贸易集中度;3.人和物的流通度;4.资金的流通度。本文就是针对这四大项目，以最新的经济数据和国家政策，详细阐释这些条件，从质和量的角度作深入分析。 本文也会对香港目前所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作回顾和前瞻性讨论，还会回顾亚洲金融风暴对本制度的冲击，及所其带来的经验和对现行制度的优化。虽然此制度被视为相当坚固，但也为香港带来一些经济及民生问题。过去十年，香港的货币基础较2008年大幅上升7倍。联滙制度配合自由贸易政策令全球热钱流入香港。因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大量资金流入推高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由于房价超越了一般市民的负担水平，带来了深层次的民生问题，也加深了政府管治的难度。随着美元量宽政策告终，加息周期或会展开，香港特区的超高房价未必能承受今后或将大幅提高的利率，楼价大幅下调因而造成的金融危机也不可忽视。此外，国家所推行的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和人民币国际化也为香港特区带来新的机遇，以上这些危和机也正正显出本研究的相关性。 本文运用适当的计量工具来衡量香港特区、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经济整合。Johansen协整检验将用作检测地方经济融合度，辅以Granger因果检验找出两地经济指标的相互影响，并且利用脉冲响应分析，以观察其对冲击的反应。此外，为了找出地方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溢出效应，二元BEKK-GARCH模型会用作每个指标的波动性估算，使地方之间的波动联动可以被检测。另外，本研究除了对香港特区的贸易集中度作质化分析，还会把特区的贸易对滙率波动作出敏感度分析，模疑美元和人民币滙率波动的情况，比较两者对香港特区出入口的反应，从另一角度探讨不同的锚对香港贸易的影响。 以上的计量方法得出有利的因素支持以人民币作为港币的锚，但在现实执行上仍有障碍，那障碍就是两地的资金流动还未具备组成货币联盟的条件。本文亦就此进行定性分析，基于中港两地的金融体系尚未融合，包括资金自由流通和金融系统（包括司法、监管、交易和结算系统）、以至人民币作锚未能立即执行。但是，情况是乐观的，中港两地的金融开放度正日渐提高，例如股市和基金互联互通，再加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循序前进，随着人民币在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以人民币作锚的有利条件正在加强，作者也在这方面提出了几项建议，提出了两阶段方案，第一阶段包括保险产品互认、在香港特区设立人民币结算所、促进两地财金官员的交流为相方的制度互相学习等，以准备金融融合，一旦条件成熟，即可进行第二阶段，即决定制度转变的时机。 Frankel(1996)提出，汇率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工具，应该定期回顾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负责制定最佳的汇率制度。如果转变的利大于弊，就应该变更。按本文所作的陈述，中国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计量经济分析(在协整相关和波动联动上)，也证明了香港经已在相当程度与中国融合。总结，香港的经济发展已经和中国大陆不可分离，本文也在经济指标的实证分析上证实了两地经济周期的同步，贸易也高度集中，所以笔者建议把港元的锚由美元转换成人民币，但由于现时金融还未达至高度融合，所以笔者建议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务求达至中港金融融合，具备顺利转换制度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