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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以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为研究对象，他们的自我塑造在五四落潮后呈现出各各不同的特点，促成了多元冲突的思想局面。论文以五个个案分别讨论了鲁迅、周作人、胡适、顾颉刚等新文化人的自我塑造：鲁迅对文学创作的自我定位，周作人“读书人”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周氏兄弟民间文学与新文学论述中的身份认同，鲁迅与新文化人立场与身份的冲突，周作人、顾颉刚、胡适等处理师徒冲突的姿态等等。综合来看，鲁迅在五四后坚持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却又在情感上认同下层大众的趣味，反省和批判自身所属的阶级，最终投入左翼激进文化的洪流，以理性批判与情感认同的复杂结合实践着自我塑造。而周作人、胡适、顾颉刚等自由主义一翼的新文化人，将“理性”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在反思和批判现实激进潮流的同时，表现出较为保守的倾向，但他们的“理性”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情感”因素，其自我塑造的过程本身就隐含着自我消解的趋向。
论文融合了新历史主义和社会学场域理论的研究思路，对新文化人的文本内世界与文本外世界进行双向考察，侧重就历史人物的文字表述与其现实姿态之间的张力，探讨其自我建构的“理想典型”与其实际境遇的“历史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借鉴了人类学研究的深描法，将新文化人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与其私人日记、书信以及日常言语的记录等相互印证，在彼此冲突、互相融合的史料与文本中，深入描述他们的生活、写作、思想及立场中可能蕴涵的分层结构，区分不同时期的各种表述、各种姿态的意图及其意义，由此辨析他们的自我塑造所具有的发明性与表演性的一面，并进而挖掘其背后的动力与资源。
论文将多种文学(文化)表述与文学(文化)现象重新编织进历史脉络中，以新文化运动中自居边缘的鲁迅、周作人为切入点，恰恰点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所占据的文化空间的位置--人/我角色定位的伦理位置，知识场域的认识论位置乃至权利冲突的政治位置等等。这些带有占位意味的空间性建构当然是浮动的，与时俱异的，但也因此透射出“自我”之间的互动以及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新文化人应对他者及时代状况的姿态所具有的发明性和表演性的一面也表明，自我塑造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范畴内的想像性活动，永远含有弄假成真和弄真成假的极大变数。如此一来，传统对“自我”的研究才能真正被历史化与文学化，而本文在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得以重现个体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为探讨“理想典型”与“历史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增添丰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