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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种重要而稀缺的资源，因此，考察人们对时间的配置以及各种劳动负担的变化对其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一个组成单位，千百年来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而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内部生产活动，对于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维持家庭生存、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家务劳动本身的相对封闭性、不计酬、缺乏流动性以及质与量的模糊性特征，致使其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家务劳动经济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随着上世纪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的兴起，家庭内部家务分工中存在的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日益重视，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试图打开家庭这个“黑箱”，模拟并还原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尤其是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派更是将家务分工等家庭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贝克尔本人也因此获得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家庭内部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得到解读，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离婚率上升为标志的家庭内部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共同偏好理论已经无法对此类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因此，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综合理论等引入家庭内部决策行为中，试图以此来更为细致地刻画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合作与冲突问题，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已有的研究家庭内部决策问题的经济理论均隐含了市场工作时间连续、无限可分并与闲暇及家务时间可完全替代的假设，这与现实情形显然有着不小的距离，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征依然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的职业分割问题十分突出，而异质职业的市场工作时间连续性、可分性及替代性程度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特别是家务时间配置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和进一步发展。
本文在Chiappori综合理论基础上将职业异质性纳入其中，进一步发展了家务时间配置模型，认为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由于市场工作对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束”程度不同，必然影响劳动者的家务时间配置行为，而且职业的教育要求和收入差距同样也是影响家庭内部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为了更逼近现实，我们假定市场工作时间完全无弹性并纳入家务劳动市场化来模型化城镇劳动者的家务时间配置决策，而以市场工作时间完全弹性并纳入生存约束来模型化农村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村贫困劳动者的家务时间配置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影响当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主要因素。
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提供的横截面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技术，实证检验了职业对城乡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1)职业异质性是影响城镇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重要因素，而且对男性劳动者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女性劳动者；(2)职业影响城镇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的作用机制具有性别差异效应，教育具有促进家庭内部分工平等的作用，从事教育要求越高职业的男性劳动者投入的家务时间更多，而女性劳动者选择工作时间更灵活的职业，能够有效地缓解市场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冲突性；(3)城镇劳动者特别是女性劳动者，个人对家庭的收入贡献水平与其家务时间配置呈正相关性，由于模型的限制，我们无法确定个人家务劳动负担率与其收入贡献之间的关系，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扩张家庭内部生产范围是一个可能的解释；(4)异质职业同样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重要因素，但影响程度要小于城镇劳动者，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工作时间更富弹性，从而形成了对其从事家务劳动更强的“时间约束”；(5)职业分割所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工资歧视，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从而弱化了教育促进家务分工平等化的功能；(6)除了职业分割因素之外，隐含于户籍制度下的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保障差距也是影响城乡劳动力闲暇和家务时间配置决策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且存在不同的结构性调整效应。
可见，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决策不仅受到劳动者职业、性别等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也与家庭外部环境变化有关，特别是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我们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1989年至2009年期间的8次调查所形成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中的成长模型(Growth Model)分解方法，分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动态变化。我们的主要发现有：(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投入的家务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现出U型态势，这一变化趋势基本上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吻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状况；(2)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而且教育对于劳动者家务时间的投入具有分化作用，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既有促使劳动者乐于承担家庭责任的功能，另一方面却增加了劳动者家务时间投入的波动性，这可能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关；(3)在长期内，城市劳动者投入的平均家务时间要明显地多于农村劳动者，而且在对家务时间的动态调整方面，城镇劳动力比农村劳动力调整的幅度更小而更具稳定性，这种家务时间配置的动态调整差异客观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由职业分割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缺失而面临更大的职业风险，自我实施的保险机制脆弱而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动冲击的现实情形。
由此看来，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决策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的动态调整，不仅是劳动者在个人特征及外部宏观环境约束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且从异质职业对城乡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的动态调整中，也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城乡差别的实质性内涵。因此，我们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问题的研究，在揭示劳动者家庭内部分工和时间配置决策微观机制的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目标，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1)努力消除城乡劳动力职业分割的制度性障碍，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2)进一步改善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状况，有效降低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风险；(3)大力推动和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
以上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论。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提出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四个层面的问题，在综述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修正了市场工作时间连续、无限可分和完全可替代假定，并结合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的现实情形，进一步发展了家务时间配置决策模型；其次以经济理论为指导，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和成长模型(Growth Model)方法，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职业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动态变化，揭示了职业对城乡劳动者家务时间配置差异的结构性影响，分析了城乡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的动态调整效应；最后总结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并结合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福利均等化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以职业异质这个独特的视角作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现实进一步发展了家务时间配置决策模型，并在实证分析中应用了多层线性模型和成长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计量分析工具，为深刻解析我国城乡差别的实质性内涵贡献了一种新的思路，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经济研究应该注重微观机制的科学理念。当然，本文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于下一步的后续研究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