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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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程三昌案”的公开宣判使得缺席审判程序第一次被应用到了司法实践当中,该案为我国缺席审判程序打开了迈向实践的大门,似有沉睡之意的缺席审判程序因此而被激活。也正因如此,缺席审判程序再一次引发业内外的关注。回溯缺席审判程序的增设历程,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阶段有大量潜逃海外的腐败人员,加之国内高压反腐工作逐渐趋于常态化,急需一项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贪腐人员潜逃海外便可逍遥法外等问题。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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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程三昌案”的公开宣判使得缺席审判程序第一次被应用到了司法实践当中,该案为我国缺席审判程序打开了迈向实践的大门,似有沉睡之意的缺席审判程序因此而被激活。也正因如此,缺席审判程序再一次引发业内外的关注。回溯缺席审判程序的增设历程,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现阶段有大量潜逃海外的腐败人员,加之国内高压反腐工作逐渐趋于常态化,急需一项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贪腐人员潜逃海外便可逍遥法外等问题。在经过大量讨论和研究后,缺席审判程序出现在了2018年新版《刑事诉讼法》当中。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不仅能够打击潜逃海外的腐败人员,而且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固定有关证据,提高诉讼效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为被告人未归案而导致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发生。不过,该程序的适用便会产生被告人无法出席庭审的非对席情况,控辩双方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对抗,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极有可能受到侵犯。所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时候加强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便显得十分有必要,以求通过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之方式来使得缺席审判最大可能地趋近于对席审判,从而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性。在2018年新版《刑事诉讼法》中,缺席审判程序对保障被告人权利给出了诸多规定,希望最大可能地实现控辩双方之间的平衡,弥补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缺席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保障被告人知晓适用缺席审判的权利,赋予被告人辩护的权利和被告人可以通过上诉权和异议权进行救济的权利,以及保障被告人财产的权利。对被告人各项权利的保障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有涉及,但是该法的规定多有模糊和笼统之处,甚至在实践操作可能性上存在诸多问题。譬如,在被告人知情权保障方面,其规定的司法机关送达方式和被告人知晓标准模糊不清;在保障辩护权方面,被告人的辩护权有流于形式的嫌疑;对上诉权和异议权的行使也未进行限制性规定,这极有可能产生权利滥用等负面效果;此外,在对被告人财产权的保障方面更是存在财产范围界定不清等问题。综上而言,本文便基于以上现状和问题,从对缺席审判程序的基本概念出发,分析该程序目前存在的问题之底层逻辑,进而对我国适用该程序过程中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状进行探究,发现该程序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障碍,然后分析可能造成这些实践障碍的具体原因,再通过与域外缺席审判程序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以及完善缺席审判程序的初步构想,以期望缺席审判程序可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达到惩治违法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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