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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的立场来说,文学作品要历经从文本到作品的转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读者又可以细分为普通读者、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文学批评、普通读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相互作用,并生成若干值得辨析的现象。路遥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 路遥及其作品,深受众多读者的喜爱,且读者分布区域广泛、层次多样;他的创作和作品,也成为文学批评界始终关注的论题;然而,20世纪90年代术新编的众多当代文学史,却采取了一种沉默、回避的态度,在著作中鲜有提及。细究之下,会发现,文学批评界对路遥的关注是有变化的,从对《人生》与“改革文学”在全国范围内的热评,到《平儿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所引起的矛盾和分歧,再到陕西文化界将路遥推为“殉道者”的纪念活动,几个时期各不相同。同时,文学史对路遥的态度,也是有调整的,从大多数的沉默到越来越多的提及,然而,至今仍然没有文学史对路遥及其作品给予全面而贴切的评价。路遥这样一位执着写作道路、作品同时具有阅读感染力及文学价值的作家,在文学史中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 本文以“路遥现象”为观察点,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近三十年来路遥研究的脉络和特征,揭示路遥及其作品在不同的阶段在文艺批评中是怎样被界定和评价的,及其成因;指出路遥自《人生》成名以来,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不同时期的变化,厘清了路遥在文学批评中和文学史中分别是什么样的形象。 1982年《人生》发表后,即被纳入“改革文学”的批评系统中。这些研究文章对《人生》的人物、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肯定和赞扬,阐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此时的文学批评热衷于将各式社会思潮带来的意义植入对作品的阐释中,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产生对作品的误读。 1986年,《平凡的世界》发表。评论文章对路遥和这部作品的肯定,集中在现实主义、史诗两个方面。但是,路遥创作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当时文学潮流的风起云涌中显得笨拙而且陈旧。关于《平凡的世界》的争论,在话语权力方的肯定与反抗方的沉默中,隐蔽了分歧。 1992年9月,路遥在西安因病逝世。陕西文化界沉痛哀悼,认可、推崇路遥者,撰文对路遥进行研究与怀念,这种有选择的叙述和研究,试图将路遥明星化。而对路遥不以为然者,则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不予评论,并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以不提及路遥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没有追逐文学潮流,加上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路遥创作的不足,也是路遥被文学史拒绝的原因。而叙事立场上的非精英化,可能是更深层的原因。 2003年以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态度,有了新变化,主要是批评界的反思。尽管新世纪以来,已有文学史论述了路遥及其作品,也有文学史家在新的著作中,改变了对路遥避而不谈的态度,有所评述,但这种调整是非常谨慎的,和有限的。至今,路遥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依然是相当边缘化的。 路遥是有局限的作家,但批评家的局限或许更大,他们对一名社会影响极为广泛的作家采取拒绝和忽略的态度,是不妥当的。这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局限。 三十年来关于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资料数目庞大,而文学史的叙述篇章也同样不在少数,故此在整理、论述时,难免会有所疏漏,这也是论文写作中面临一个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