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代作家浩然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五十年来少有人真正从从文学本身谈及浩然。作为一个贯穿当代文学五十年创作的作家，浩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分析样本，他的走上文学之途，他与时代亦步亦趋的紧跟，他笔下的独特农民书写，他的被“经典化”，以及新时期重生的视野与心灵的纠结，都充分再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五十年形态的演变。对于一个在每个历史转折点都留下一笔的作家，怎样客观、深入地评价浩然，也是对这段当代文学史的正确看待。再者，对于一个有着极强文学天赋，虽然借着时代风帆成功的作家，仅仅从时代因素研究他是片面的，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造诣，浩然何以在众多的农村小说中拔地而起。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但即使脱离政治背景，回到文学阅读本身，浩然的作品依然可以带来良多感受。从文学感受出发，考察终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的浩然作品中的农民形象;问询浩然在十七年文学里的“独特性”，以及新时期创作中的更新与坚守;如何看待工农兵文学思潮以及当代工农兵文学继续发展中浩然的意义，都是本论文寄予解开的疑惑。基于浩然研究的独特意义和目前诸多尚未说清楚的话题，论文意在摆脱以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立足于文学文本体验，努力回到具体历史场景，从而推进浩然研究。 以浩然为研究个案对象，考察1956年至2008年间浩然的创作情况，论文主体内容分为三章，加上引言和余论共五个部分。 引言部分。首先阐释论文研究对象浩然的研究意义、学术价值，针对以往浩然研究的演变，以及围绕浩然引发的论争，再现浩然的重要性。 第一章主要探讨浩然初登文坛到长篇《艳阳天》、《金光大道》，一路创作历程的独特发展及其意义。第一节从1956-1962发展期、1962-1967高峰期、1967-1976“一枝独秀”时期三个创作阶段入手，分析每个创作阶段浩然文学的特征。每一阶段浩然的创作形态都有变，从轻快、清新的文风走向唯阶级论的创作理念，这期间浩然创作的变化和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构性”。这二节主要论述浩然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浩然现象”，他创作的独特性何在？以往的研究论文，仅从浩然创作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变迁上考察其意义，虽有具体文本或细致的创作思想演变的论述，但单一的个案解读，使目光局限在狭窄的视角内，无法拓展、深入说明浩然的独特文学意义。如何重新认识浩然？应该打开思路，在整个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众多农村合作化小说中，在对比性的视野中考察浩然的“独特”意义。本节将细致解析浩然为何能成为十七年到文革农村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为何能成为赢得广大读者和主流政策支持的有名作家;和同期有着文学成就的柳青、周立波、马烽、王汶石、赵树理、陈登科等等相比，他的独特性何在;在相同的表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题材下，在共同的外界创作背景、政策规约下，浩然为何能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标秆”;而这一地位的形成，和文革后浩然作品被迅速遗忘以及目前引人争议有什么关联。这些问题都期待能在本章浩然的三个创作阶段得到逐一解析。其中，尤为注重从浩然小说的艺术性上分析他的独特性。文本才是一个作家立足的根本。在政治工具与艺术表达之间，重点解析浩然文学语言艺术特征。第三节论述浩然如何被“经典化”。本节主要从浩然的创作理念、政策支持、专家评论、传播渠道、读者接受等细致梳理浩然代表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是如何成为文革唯一的指定“经典化”作品的过程。第四节论述浩然“独特”的成因。本节主要探讨浩然成其为“浩然”的作家个人创作心理机制、社会原因、知识结构。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原因:①忠诚与时代的一致性;②乐观、坚强的个人性格与实践活动的体会;③写作的“虚荣心”与明哲保身的“紧跟”;④知识结构的局限与认知水平的单一。第五节探讨如何评价浩然的“独特”。独特对于浩然是一个中性词，并不意味着成就，而仅仅是不同于他人之处。这一节要对浩然进行评价，因此必须抓住对“真实性”的理解。对浩然的评价不仅仅是政治、历史真实与否，更重要的一个作家长久立足文坛的是“写的怎样”。对于“写的怎样”评价中又必然涉及到现实主义演变下两结合理论中的“真实”概念。因此，厘清真实性是第一步要做到。第二步，要考察浩然对真实的理解。可以说浩然创作引起的最大争议就在文学的真实性上，这点也是如何评价浩然的关键。浩然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观念真实”远比“经验真实”重要，但作为一个有牢靠生活根基，有文学创作激情的写作者，创作者无意识会在文本中流露自我对生命、人性的文学表达，所以浩然作品出现“杂驳”情形，既有具体生活的生动场景，也有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人性表达，同时又有因观念表达带来的与现实不吻合的“虚假”场景。本节在“乌托邦”与“真实”、细节真实与观念真实的误区中对浩然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考察。 第二章论述新时期浩然创作中“变”与“不变”，以及这种变化与坚守给我们的启示。本章着重在新时期转折期间，察看浩然重生的视野与心灵的纠结。在重生视野下，浩然改变了以往创作的不足，但面对社会的巨大转变，他常常呈现出心灵的矛盾。对共产主义情结的坚守和对农村道德美善的认知，与对新经济发展变革方式的迷惘认识，使洁然在新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特殊景象。针对以往对浩然新时期研究不够重视的情况，本章重点考察浩然向内转、挖掘农民深层意识，努力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再塑中国当代转型期农民形象的创作情况，开掘这一阶段时期浩然农民形象展现出的深刻意义。比如弯弯绕的后代，这是一个和陈奂生一样具有同样深刻思考意义的农民形象，呈现出因袭历史精神负担下农民文化的复杂性，而新时期文学肯定了陈奂生的典型意义，却忽略了弯弯绕的后代的意义。最后，针对浩然在新时期“变”与“不变”，论述浩然坚守理想主义情怀的现实意义，以及他的合作化小说对当下农村、农民的意义。 第三章论述“工农兵方向”视野以及新时期底层文学回望下浩然的意义。本章将放置浩然在工农兵方向的框架中，考察浩然的文学意义。除了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中，在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中拷问浩然的意义，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确立浩然的意义，也是理解浩然的一个角度。第一节“工农兵文学方向”思潮中浩然的意义。从业余工农兵创作走向文学“金光大道”的浩然深刻地演绎了工农兵方向的含义。这一节主要阐释出身工农兵业余作家的浩然，通过努力写作成就自我文学梦想。作为新中国历史主体中成长为作家的一员“大众”，他的创作是为新中国大众主体含义的农民服务，书写的作品也被“大众”接受，作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统一的作家，其独特意义不该被忽视。作为成名作家，他晚年坚持“绿化工程”，一直坚持帮助农民业余作家写作，继续文学大众化的实践。第二节浩然现象与底层文学的回望。本节主要探讨浩然这个文学独特现象与如今的“底层写作”，两者在相互参照中有何启示意义，反思从提出农民是国家主人到如今农民依然处于社会底层的今天，浩然的文学意义何在，并对目前底层写作提出期待。 余论部分总结浩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性”，并重提浩然评价问题，期待浩然研究者能从“文学”意义上去阅读浩然，真正走进作家心灵，与之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