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的总体目标是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线，研究企业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政策的影响。从理论上说，税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实际上是由于税收对债权人和股东的区别对待所引起的。在西方，这种差异包括股东与债权人的税收差异和由于累进所得税率所导致的个人之间的税收差异，在我国则表现为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税收差异和不同税种之间的差异。 那么，怎样衡量我国上市公司所承担的税负？当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所得税是否是管理者考虑的因素之一？由于税法允许债务利息在税前抵扣应税利润，那么企业因借入债务而获得的税盾价值是多少？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实行怎样的债务政策，他们是否对负债所带来的税盾利益进行了充分利用？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为了探索以上问题的答案，本文首先对相关理论模型进行回顾，从理论上分析了理想状态下，所得税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笔者首先回顾了MM的资本结构无关理论，接着讨论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随后，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和边际税率的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探讨，并以2000年-2005年的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税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对上市公司的边际税率进行了模拟估计。研究发现，第一，由于各种税收优惠和非债务税盾的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税负普遍偏低;第二，当使用收益估计的随机游走模型和均值回复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边际税率进行估算时，估算得出的结果与公司的真实边际税率没有显著差异，即可以认为利用本文提出的两种模型所估计的边际税率对于企业管理者与研究学者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第三，法定税率与公司的边际税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在研究中使用法定税率来替代边际税率的方法是不准确的;第四，我国公司平均边际税率与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实际税率也是无法作为企业边际税率的替代变量的。 进一步的，本文对我国债务税盾的利用情况以及边际税率对债务税盾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发现:第一，从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整体的债务政策较为保守;第二，在过去五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税盾价值约为公司价值的5.37％;第三，在中国，盈利水平高、流动性好、财务困境成本低的上市公司实行的是更为保守的财务政策。这可能是由于代理成本的因素造成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率极低，理论上代理成本很高，经理人更愿意保持较低的债务水平;第四，过去5年中国上市公司边际所得税率平均为12.85％，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平均值为15.73％，无论从边际所得税率还是使用的法定所得税率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负都是较低的。 更进一步的，本文对边际税率和企业债务税盾的直接关系进行了验证。文章根据企业的息税前利润水平将企业分为税收耗尽企业、税收贪婪企业和税收敏感企业，并且发现:第一，总的说来，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对债务的利用程度也较高;第二，税收敏感性企业与税收贪婪性企业的债务融资利用程度高于税收耗尽企业。税收贪婪企业的非债务性费用的比重对其债务利用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税收敏感性企业的非债务性费用与债务利用程度呈正向关系。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债务税盾与非债务税盾的替代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 1.利用随机游走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边际税率进行了模拟计算，并且通过将模拟结果与实际值相比较，检验了模拟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发现，当运用随机游走模型和均值回复模型来计算中国上市公司的边际税率时，其结果与边际税率的实际值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实际边际税率与实际税率、法定税率的对比分析中，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真实边际税率与实际税率、法定税率都存在显著差异。 2.在估计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边际税率之后，利用边际税率数据对上市公司的债务税盾价值进行了测算。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由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存在，企业在负债融资方面的决策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但是企业负债的税收利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价值，这一问题在本文之前，国内也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上来说，在过去的5年间，总体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政策较为保守，公司的总体债务税盾价值约为公司价值的5.37％。 3.基于上市公司样本整体，本文无法证明债务税盾的利益是上市公司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认为上市公司息税前利润水平的相对高低可能会影响公司对于所得税的敏感性。据此，本文将上市公司进一步分为税收耗尽企业、税收敏感企业和税收贪婪企业三类，并验证了这三类企业的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的相关性，还对企业中债务税盾和非债务税盾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检验。这一部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也是对于已有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