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叶名琛任内的中英冲突为背景，研究英国人眼中叶名琛形象的生成、建构与回响，并分析其与中国形象的互构，通过追踪“形象”的变动轨迹，探析中英两国物质交往背后的文化互动。叶名琛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从1848年到1858年间署理广东内外事务，为广东的社会发展和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但是1856到1858年的亚罗号事件中，他守城兵败，被英国人俘往加尔各答。中国人用“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讽刺他，将亚罗号事件的责任全都归于他一人。但是，对英国在华外交官而言，他傲慢顽固，虽然掌控着中国的最高权势，却是排外势力的代表;在英国国内，叶名琛是残酷的代名词，被塑造成“广州屠夫”的形象，关于他肮脏、愚蠢、懦弱的评价频繁见诸报端;在侵华英军看来，叶名琛是危险和祸乱的根源，他的存在不利于英国在广州的统治。叶名琛的形象经过英国在华外交官从中国回馈到英国，在英国议会中经过了一番改造之后广泛传播，最后又影响了中国人对他的评价。 关于叶名琛国内外都有一定的研究，但是还未曾有专门著作将其置于中英交往的大背景下，考察他在英国的形象。本文开发网络资源，综合利用英国议会辩论数据库、下院会议数据库、泰晤士报数据库以及19世纪英国报纸和美国报纸数据库，用原始史料展开研究。 叶名琛英国形象的生成是在英国外交官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中完成的。叶名琛1848年开始协助徐广缙处理外交事务，1853年接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到1858年被俘前后十年，他在任上先后处理了广州入城纠纷、三国修约事件以及亚罗号事件等重大中英冲突，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外交手段。他用敷衍塞责的手法与英国人打交道，对待他们的要求不拒绝但也不答应，将英国外交官们玩弄于鼓掌之间，这在入城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顽固的外交手段使包令等人无可奈何，他们看穿叶名琛的奸诈手段却无计可施。在包令等人看来，叶名琛顽固傲慢，是中国排外势力的代表。他们一天天被他激怒，直到亚罗号事件发生，终于找到了矛盾的突破口。 叶名琛在英国国内的形象通过议会的辩论和媒体的宣传被构建起来。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针对是否发动对华战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政府的支持者污蔑叶名琛是可耻的骗子、彻头彻尾的暴徒;反对派为他辩护，认为他宽容忍让、有学识有教养。但是最终国家的利益占据了上风，为了制造战争的借口，“广州屠夫”的残暴形象最终被确定下来，成为全英国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直至被俘虏到加尔各答之后，叶名琛在英国的形象依然带有妖魔化的痕迹。 叶名琛的英国形象在中国引起回响。英国政府通过丑化叶名琛制造战争借口的手段在中国得到延续，表现为包令的诋毁。他通过挑拨叶名琛和广州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来孤立他，转移英军和广州民众的矛盾，最终取得了亚罗号事件的胜利，并且在广州建立起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叶名琛在中国被称为“六不总督”，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称号的考辨展示中英交往过程中的文化互动。 叶名琛为研究中英交往提供了样本。英国人眼中的叶名琛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在英国的整体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英交往的现实状况，中英双方在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其形象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