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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步入转轨期，目前仍有很多存在过度进入的产业，且这些产业仍有新企业不断进入，加剧这类产业的负外部性，降低生产效率。就矿产资源而言，由于很多矿产在短期内的替代资源较为有限，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很多矿产的长期过度开采，致使很多资源迅速耗竭，产生了代际使用不公的问题，由此形成了资源产业的第一种外部性——代际外部性。另外，资源开采往往会造成当地的土壤和植被的破坏、空气污染和人员的伤亡等问题，例如近年雾霾的加剧显著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这是该产业存在的第二种外部性——环境外部性。在这类已经存在过度进入的产业中，又出现明显的双重负外部性，会导致资源配置更易出现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因此本文将这两类外部性纳入到产业组织中的过度进入定理和进入规制模型中进行深入探讨，并进行实证检验，之后进一步考虑开放经济的影响，将外部性纳入“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考量外部性与战略资源产业的绩效影响关系，最后稀土产业为典型案例，探讨中国战略资源的间接进入规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本文分析了中国战略资源产业的储量、成本、价格、外部性和对外依存度，发现这类资源产业本身存在储量的不确定、资产专有性高、沉没成本较大等特点，而且目前中国资源产业的储产比水平较同类其他国家的水平比较低，资源的产出和分布出现了非对称的情况，过度开采造成原有高储量资源耗竭加快。另外，一些战略性资源出口量巨大，但无国际定价权和市场势力，低价出口不仅使战略资源大量外流，而且不合理的规制引发了诸多国际贸易争端和能源安全问题。此外，目前中国资源的整体替代品十分有限，加之资源产业的产权不明晰引发了市场失灵和公地悲剧等问题，如果规制不合理或出现寻租，会加剧双重外部性和资源配置无效率。 其次，针对上述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特殊性和现存问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将外部性纳入现有的过度进入理论和进入规制模型，从理论层面讨论了企业数量外生和内生情况下，国有化作为一种间接进入规制对中国资源产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过度进入和负外部性同时存在时，如果企业数量给定，国有化的有效性取决于外部性和进入成本的大小，外部性成本越高，国有化越有效;但如果企业数量内生，国有化可以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私有企业的外部性成本，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运用使用者成本法测算代际外部性，实证研究检验了企业数量内生的情况，结果显示:国有股权在44.39％-86.98％之间时，国有份额较高的企业比较低的企业产量更少且绩效更高;对煤炭产业来说，平均国有股份达到44.39％以上，国有企业在履行进入规制职能、减少代际外部性上的作用的确是显著的。 再次，由于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制约，但与此相关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尚未将外部性纳入考量，因此本文运用条件估值法测算了中国资源产业的环境外部性，并结合前文估算的代际外部性，将两者作为企业行为的因变量和影响绩效的自变量分别纳入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构建了“SCP-2E”模型，实证发现，中国资源型产业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2011年以来资源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是单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没有切实提高企业效率;进一步，结合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相关性来看，大型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由此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绩效却显著降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造成的;另外，目前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但在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地区，也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外部性损失，这些地区暂时没有受到资源枯竭的约束。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资源开采权的审查，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适当鼓励企业在不增加生产投资和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升绩效，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重点应放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上。在规制过程中，政府应权衡经济增长与代际和环境负外部性的大小关系，避免单纯发展经济而造成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加剧。同时，在保证能源、资源安全的前提下，可耗竭资源的进口可以适当扩大，政府可通过引导逐步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 进一步，开放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于受国内外价格因素影响，进出口对外部性成本和资源产业社会福利的影响有所不同，国有企业收入占比作为间接进入规制对外部性以及绩效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本文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双重外部性与国有化和企业资产规模的长期协整关系，发现国有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少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代际外部性，以及黑色和有色金属的环境外部性;而资产规模的扩大则会显著增加三类资源的代际外部性和黑色和有色金属的环境外部性。相比来看，进出口仅对于黑色金属产业的外部性减少具有显著作用，在其他产业中效果不明显。由于国有企业存在低效率问题，国有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降低外部性，但也会降低企业绩效，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门槛阈值，发现随着代际外部性的提高，国有化对资源产业的绩效影响先上升后下降，意味着在较低和较高的代际外部性下，国有化水平提高对资源绩效的影响较强，而代际外部性为居中时，国有化水平提高对降低资源绩效影响较弱，规制效果较好;随着环境外部性的提高，国有化水平越高，对资源产业的绩效影响不断下降，规制效果越好;因此，对于不同的资源和外部性而言，扩大国有收入占比的方式和效果均有所不同。 在构建中国战略资源产业的进入规制前，本文以稀土产业为例，分析了目前稀土产业的储量、双重外部性、进入规制政策、国有股权结构等特征。从储量来看，中国稀土资源分布呈现“北轻南重”，南方为中重离子型，北方为轻离子性。从代际损失来看，南方稀土集中度低，平均规模较小，规制难度较高，因此代际外部性较高;从环境损失来看，无论南北，稀土资源的开采均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尽管1986年以来日渐收紧的稀土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稀土资源的无序开采和双重外部性，但是由于政府信息的缺乏，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目标分离，容易使稀土规制的效果打折扣，因此寻找基于市场准则的政府进入规制可以作为目前政策的补充。目前，整个稀土产业的产权分布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其中初级的冶炼分离产能严重过剩，但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非常匮乏，缺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稀土的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投资回报率、非流动资产占比、资本投入总额等方面。从资产结构上而言，国有企业的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流动资产较低，因此相较而言私有企业更加灵活。另外，由于私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高，私有企业的资本投入总额也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稀土产业更灵活、更丰富的资本投入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私有企业更容易向多元化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国有企业的资本更多的投资在固定成本上，因此局限性较高，但如果资源本身丰富，也更容易获得规模报酬。因此，政府可以根据战略目标不同调整国有股权份额，并通过国有资本介入建立民间战略储备制度。 最后，本文对目前国有企业进行了类别划分，区分了不同类型产业所属的国有企业类型和所有权，并在国际借鉴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产权、经济规制、社会规制提出了资源产业进入规制的设计意见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