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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供给理论中，对于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还是内生性的认识长期存有争论。古典货币数量论从货币流通现象出发，以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变为基础，考察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价格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从而也是外生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基础货币影响商业银行和公众，从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而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后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货币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完善，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则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不是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同时认为，货币存量由需求来决定，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所决定。由于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要受制于商业银行和企业以及家庭的经济活动，导致央行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认为，甚至连货币乘数也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决定的，因而，不仅广义货币，甚至基础货币的创生也都可以被视作为内生的。他们认为，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已经逐渐被中外学术界所接受。研究货币供给，不仅要关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更要重视引起内生性的原因，即经济活动中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要把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运用到对我国实际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探索其对我国现实经济实践的应用价值。 近十年来，我国货币供给量逐年上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我国采取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导致货币供给量无论是总量还是增幅，均出现大幅度上涨，这是造成我国当前100多万亿元的货币供给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近十年的货币政策变化及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中，信用膨胀、外汇储备激增、财政存款和支款变化、汇率波动等经济因素和市场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变动影响程度越来越深，说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在逐年增强。 为稳定我国货币供给，从而稳定经济活动，第一，中央银行应该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质量和规模，一方面保证银行具备足够的流动性，一方面合理配置贷款去向；第二，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实现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意愿结售汇体制，减少中央银行被动的冲销行为，以此来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一方面可以使外汇储备充分发挥“蓄水池”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盘活微观主体持有的外汇储备，从而真正实现“藏汇于民”；第三，把财政存款和财政支出作为调控货币供给的重要手段。要打破当前我国的财政格局，不局限我国现有财政职能，与我国金融部门一道，统筹调度并综合调控我国再生产的可贷要素，重新构建“财政金融紧密结合”的宏观金融格局；第四，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积极发挥利率对货币供给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