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贤亮是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活跃在中国文坛并取得骄人成绩的作家，同时他也是新时期受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他无辜受难的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造就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一生创作的不竭之源。如果把他的人生进行划分的话，那么受难生活就是他的前世，而他出狱后的生活是他的余生，他的余生就是以文学为突破口，不断地宣泄他前世所受的苦难，以及抑郁不得志，壮志难酬的政治理想和报复。这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郁结在胸的永远的痛，借助文学这个平台，他得以补偿他前世所有人生际遇的缺失。因此，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叙传的特征，以受难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为创作视角，感性地书写他对人生浸满血泪的的真实体验以及因苦难而生发的对知识分子人格的理性探寻、思考和反思。
创作初期，作家热衷于宏大的叙事话语，借助“情”、“性”的表象书写，终极目标直指向政治，体现他“文学为工具”的功利性目的。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为了书写个人的命运，而是为了证明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以及知识分子贫贱不移、无私奉献的大我追求。作家表达的是社会化的看法，看重的是为社会代言，为公众代言，甚至为革命代言，传达的是社会化思想和群体化情绪，强调的是社会的认可和群众的接受。
创作后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商业大潮冲击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价值观渐渐倾斜和逐步退场，文学以往那种一呼百应的壮观也难以再现，被排挤到了边缘地位。社会转型在文学界的影响结果，直接导致了作家们身上所固有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淡化、消解。张贤亮也从自己创造的自身命运的乌托邦幻想中清醒过来，然而理想主义破灭，“意义”的空缺，商业化带来的道德危机，使知识分子普遍在精神的荒原上游走而无不产生悲观和绝望。张贤亮的后期创作表达了这种深切的迷惘和悲哀。这时他的“文学为工具”的功利色彩已经淡出，真实地传达了作家心灵的挣扎、痛苦和绝望，在绝望中，作家对形成习惯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深刻反思。作品深入到人灵魂的程度是惊人的，从此作家的写作越来越趋于个体化，私人化，不再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和终极意义，越来越转向作家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