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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运用人类学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认同，以及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方法，来研究当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从某钢铁厂农民工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着手，从外部世界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农民工内部自我身份的认同、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三个维度来展开研究，将他们的身份认同现状以及身份认同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制度的限制与基本权力的缺失对当今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与身份认同仍存在着极大的影响。“农民工”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使用“农民工”这种劳动力身份获益的同时，将负担这些“农民工”的福利支出和社会保障成本继续转移给农村，和这些制度身份上仍然是“农民”的农民工身上。制度身份造成的权力缺失是农民工身份得以长期存在和维持的基础。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除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上的“合法”建构之外，还包括外部话语力量和空间权力的区隔隔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了影响。本地人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通过话语划分类别，话语权力的运用方式表现他们的优越地位，让农民工们在这种话语分类体系和行为的共同作用下也认定了自己的“外地人”和“打工者”身份。
居住空间的隔离与差异，不但是空间上的区隔，还是本地人区分“自我”与“他人”的文化边界。农民工群体内部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族群的差异，农民工群体内部从而形成了内部身份、地位和族群身份的分化；教育空间往往最能体社会权力意识在儿童的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儿童通过与其他人的差异辨识自身的身份，在与其他儿童和成年人的互动中，成人世界的权力从未停止影响儿童去创造他们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自我身份的改变从农民工从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开始，他们作为“农民”的生活方式将面临着终结与改变。但农民工由于年龄、个人经历的差异，农民工内部自我身份的也分化为对农民身份的坚持；对职业身份的认同和对城市身份的想往等几种类型。
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对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以及基于地域和身体特征的认同。工厂中的农民工对亲属关系、农村亲属网络的依赖性，城市社会网络的单一性，对地域的强烈归属感，以及对地域性身体特征强烈的摆脱感，证明了他们既想保持原有的农村群体身份，又无法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处境，因此对农民群体身份网络的维系，成了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重要认同基础。
钢铁厂的生产有其特殊性，在工厂的生产空间中，由于工作岗位、收入、学历教育、年龄、劳动合同、伤亡赔偿等存在的差异性，表面出了农民工的身份如何在劳动过程中被强化并产生了分裂。基于他们在生产空间内的差异性体验和伤亡中的区别性待遇的比较中，他们的农民工身份再次在生产空间中变得清晰和突出起来了。
现代社会是一个处于变动中的社会，农民工们的身份认同也在随着他们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或多元性的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单一的，非此既彼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