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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接受史(宋以前)》主要以史的视角对宋以前的《管子》接受状况作历时性论述。全文由导言、论文主体、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言简要回顾了建国以来《管子》的研究现状,提出《＜管子＞接受史》写作的范围、方法和意义。论文主体。第一章是对管仲思想与《管子》一书的论述。首先从《国语》、《左传》所载有关管仲的史料出发,分析了管仲的内外政改革;其次从先秦诸子对管仲的评说中又挖掘了部分资料。二者结合,初步得出管仲思想是一种通过变法革新富国强兵、挟周天子余威以令诸侯、以攘蛮狄的霸术思想的结论。《管子》作为战国中后期管仲学派的著作,一方面继承了管仲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弥补了其思想中的缺限。管仲学派受到战国文化的熏染,使《管子》具有了容纳百家思想的鲜明待征。第二章是对两汉《管子》接受的论述。汉初统治者实行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治,这为《管子》接受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文景盛世的形成与执政者对《管子》黄老思想的实践密切相联。贾谊、晁错的奏议、著作中多有对《管子》礼法、民本及军事思想的借鉴。《淮南子》对《管子》成书作出首次诠释,其气论、养生论明显带有《管子》精气说、养生论的成分。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朝廷财政紧张,《管子》轻重学说成为当时理财大臣桑弘羊等的接受对象。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限制了《管子》的传播,此后仅有司马迁、刘向在《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叙录》中保存了相关的接受资料。第三章是对魏晋南北朝《管子》接受的论述。魏晋时期的接受在汉代勃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诸葛亮治蜀对《管子》农本、法治、德治、军事思想的综合实践,以及傅玄继刘向之后对《管子》“轻重”篇的辨伪。南北朝时期的接受滑向了低谷。刘勰对《管子》作出“事覈而言练”的文评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接受内容。第四章是对唐代《管子》接受的论述。对《管子》精典文句进行征引以为论证之资是历代《管子》接受共有的现象。就唐代而言,除了文句的征引,还出现了辑录《管子》精要之语以为治世之用的三部著作,即《群书治要》、《通典》、《意林》。轻重学说在唐代倍受重视,它不仅表现在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大臣将其付诸经济实践解决政府财政危机,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管子》的货币论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尹知章的《管子注》。尹氏在《管子注》中标注字音、解释词义、串通文意、篇名解题,奠定了后人注释研究的基础。受疑经思潮的影响,柳宗元在《四维论》中阐述了他对《管子》四维提法的质疑。第五章是对宋代《管子》接受的论述。在《管子》接受史上,宋代继唐代的复兴之后走向了繁荣。李觏在其著作中对《管子》轻重学说作出进一步阐释与理论完善。王安石从“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的义利统一观出发,积极借鉴《管子》的轻重学说为政府筹措财源。同唐代陆贽、白居易反对《管子》以货币形式征税的逆向接受类似,范仲淹对轻重学说的垄断性提出了批评。杨忱借对管仲尊王攘夷之功的赞美提出王道、霸道统一说,苏轼认为霸者之兵的奥秘在于“简而直”的军旅编制,苏辙肯定管仲的霸术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在时代风会的笼罩下,人们试图从《管子》中寻找救世理论武器的努力。宋室南渡后,经张嵲校勘的《管子》刻本成为当时通行的文本。这一时期的接受表现出明显的学派特征。吕祖谦对“轻重”之术的诠释,朱熹对《弟子职》的注解,叶适、黄震分别以其道统观对管仲进行评价,并以此解读《管子》、辩别真伪,他们共同组成了南宋学人对《管子》的接受。结语指出宋以前的《管子》接受具有不平衡性、多维性、制约性、独特性四个特征。并认为:此段历史时期的《管子》接受表现了学者对《管子》一书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对《管子》接受价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