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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动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古希腊生发以来，动态开放的政治行动与静态封闭的制度规范就开始了尖锐对立。“沉思生活”是哲人脱离政治事务、无言无行的“隐遁生活”，而“行动生活”则是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实现秀异合作的“公共生活”。沉醉于“沉思生活”的哲人，出于维护政治秩序的需要，以工作逻辑寻求制约人的行动能力继而克服政治行动随意性的、静态封闭的制度规范。而在“公共生活”中，追求卓越和不朽的公民力图通过政治行动实现不受制度规范制约的公共自由。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为制度规范对政治行动的制约以及政治行动的“反制约”。
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涉及现实政治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它还关涉人类自由的实现。在阿伦特那里，政治即自由，自由即政治。她将人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危机，认为正是由于腐朽政治制度对于人类政治行动能力的制约，人的自由才成为现代社会首要严峻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应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她指引我们找寻迈向自由生活之路。这条希望之路就是，在复兴本真政治的基础上，构建消解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张力、促进人类政治行动能力生发的好的制度规范。
作为“新共和主义”的开创者，阿伦特频繁回溯古典城邦生活，希冀在再现政治行动和法律本源意义的前提下，在全面揭示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关系的基础上，重新阐释政治行动的自由限度即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关系问题，继而探寻消解二者张力的可能途径。阿伦特从根本上鄙视和排斥任何无视人的政治行动能力、单纯依靠抽象思维推演的制度规范构建模式。她以制宪权威来源为基石、以现代政治体制为借鉴、以“革命精神制度化”为原则、以人的自由实现为宗旨，按照政治行动--公共自由--制度规范相一致的逻辑，构建其“新共和主义”制度规范。
“评议会制度”是阿伦特从具体的制度层面，论述有望替代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和实现人类自由生活的设想。作为公民履践政治权利、遴选政治精英和享受政治自由的制度规范，“评议会制度”实现了在革命结束之后延续政治自由的梦想。作为政治与秩序统一的组织，“评议会”不但促成了政治行动与制度规范的良性互动，而且还弥补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自由精神萎缩的遗憾。虽然阿伦特的政治设想美妙动人，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论述的混乱和判断的武断。审美化的政治行动和“评议会制度”，在利益关系复杂的现实政治中只能作为理想而存在。
尽管如此，阿伦特已经颇具原创性地为我们提出了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何以可能。她的根本任务不是对未来政治制度进行理性设计，而是通过唤醒公民意识、倡导公民责任和重估公民价值，启发人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因此，阿伦特美学化的政治理论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危机、探寻政治改革路径以及寻找人类自由生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