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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学理论话语史中，贯穿其中的一根基本轴线就是关于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从解释主义的主体霸权，到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客体霸权，以及新近的第三条道路的思维，在此命题的阐述上存在根本性的罅隙。本文将以对Tabest公司普遍性的离职行为进行研究的契机，与经典对话。在以结构化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整合性”方法论为指导，去阐述行动与结构的双重逻辑。本文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结构对行动的影响，也就是Tabest公司的结构性因素对员工离职行为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整体网络技术以及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对“结构”进行操作化，并且利用对离职意愿的测量来代替离职行为作为因变量。然后，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巢状模式分析方法研究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作为“规则变量”的玻璃顶效应、薪酬内部不公平、薪酬外部不公平三个因素对离职意愿存在显著性的影响，作为“资源变量”的情感网络资源、咨询网络资源两个因素对离职意愿也存在显著性影响。可见，结构对行为存在明显的促生效应。但结合定量结果和笔者的观察，规则的影响存在选择机制，资源的约束也存在方向效应的差异。
第二部分，阐述行为在结构再生产中的作用，也就是试图去分析普遍性的离职行为在Tabest公司的结构再塑中的影响力。由于研究的时间不足，网络动态学的技术无法开展，再加上解释性研究本身就是微观行为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研究方法，所以笔者在这一部分采用两类别的访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普遍性离职行为在组织系统内的互动中产生的“规则认同”和“资源定势”机制，对于结构起到了强化作用。其中，自反和情境反思是促成这两种机制生成的最重要过程。
另外，笔者还阐述了从离职意愿到离职行为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对用离职意愿代替离职行为的效度分析，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来强化关于结构在离职行为中的影响效应的分析。研究表明，从离职意愿到离职行为的过程中，行动者还受到外部市场和关键事件的影响。
总之，笔者通过路径模型和定性分析的整合性研究佐证了关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流的命题，即结构与行动处于一种互动的整合中，任何的分立和突显都是不明智的。同时根据研究中呈现的有价值结论，笔者认为作为主体的行动者是连接结构与行动的关键点，对结构的理解和反思性是两个最重要的路径，而回归主体也才是结构化理论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