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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转轨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较好地解释中国前一时期的“民工潮”现象,托达罗的“乡一城移民模型”有助于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或动机,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做过多维度的深入讨论,但是对于进城农民工就业流动的问题,却没有深入展开。本文利用北京市近800名农民工就业史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人们并不十分清楚的农民工职业生涯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对进城农民工收入变化、就业流动频率、流动原因和流动决定因素做了描述与分析,流动农民工当前单位的工龄大约为3年,仅为其工作年限的1/3。与就业流动理论不一样的是,工龄并不对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这就表明我国农民工就业处于高流动性状态。 文章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工作匹配理论,认为就业流动对专用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减少现职工作年限和降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两个途径)可能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机会收益的损失,而流动又有可能通过“信息”效应和“学习”效应,带来工作匹配程度的提高,从而推动收入的上升。文章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了这种工作流动性对收入变化的分类影响。文章从人力资本收益回报率和获职渠道的演变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了实证分析。第六章利用收入函数,分析了各类人力资本对收入的作用机制,培训和技能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受教育年限回报率呈现出递增态势。在研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分类变量:流动方式(跨行业流动和行业内流动)。结果表明:通过跨行业流动较行业内流动相比,由于由相对不利行业流向收益更高的行业,农民工会收获工作匹配程度提高带来的收益。在第七章,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对获职渠道进行了重新分类(“市场型”、“政府型”、“弱关系型”和“强关系型”),随着农民工进城时间的推移,农民工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弱关系型”和“市场型”渠道获得工作,“弱关系型”渠道使用机制类似“强关系型”,产生的经济效益却类似“市场型”,但是两者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弱关系型”有助于提高起薪水平,“市场型”渠道获得的工作上升的空间的更大。农民工对不同群体的社会信任评价程度则影响着他们使用不同的获职渠道。 在第八章,文章对就业流动对工资性收入变化的综合效应进行了模拟与评价。文章从特定工作年限减少和培训机会丧失即企业专用型资本减少两方面考虑了流动可能的机会成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过于频繁的流动,不利于他们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制约了他们收入水平的上升。文章还在第九章专门对部分农民工向自我经营方式流动进行了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