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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全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和血腥动荡的现实生活，使新文学浴火重生，从整体上产生了迥异于“前两个十年”的文学特质。1937～1949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可以笼统地归入“战时文学”的框架，在这个时段中，农民大众作为战争与革命的主体对现代民族变革以及民族意识话语的生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乡村(农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既是文学表述的核心，又是文学经验、意识形态发生的主要场域，也是理解民族成长的历史，进入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民间文化等等复杂关系的重要切入口，针对战时文化语境中“写乡村”的研究将有助于揭开笼罩在乡村叙事之上的修辞幻象，在交往的意义上理解语言和象征建构的作为观念存在的共同体现实。狭义的乡村叙事——就现当代文学的范围内来看，是指文学中描写乡村生活或出现农民形象、城乡关系的一种叙事形态，乡村叙事并不是单纯从题材或者体裁的角度来进行划分，而是强调叙事的层次、范式和结构性关系。相对于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命名方式，乡村叙事在整个20世纪文学中更具有延伸考察的可能，无论是从某种具体的叙事类型、叙事传统还是作为研究术语而言，乡村叙事都还仍然富有阐释的生机、表达功能上的弹性和广泛的涵盖能力，这有利于直接进入材料(包括语言、意象等符号手段)、结构和接受层面，进行文学性和文学功能的考察分析。所谓镜像，除了在意象这个层次和形象发生联系外，还指一个具有丰富的隐喻、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和指涉体系。在文学研究中，镜像的语义包括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具有自身的观念结构形式和符号性生产能力，它不是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可以制造现实。通过特定时期历史想象和民族意识生成的主导性隐喻、象征符号群，在一个遍布冲突的动态结构中来考察乡村叙事，有助于解码本土文化的生态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原型，有效地阐释乡村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与本土文化经验、审美心理、乡村伦理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和符号形式的复杂转换机制，这也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现代化、民族一国家等宏大命题，而是希望在文体、符号、叙述、伦理等微观发生层面进行具体化解析，揭示一个复杂的文学形态生成及社会文化选择的过程。
针对1937～1949乡村叙事的发生学文学透视和经验研究，重点不是探讨“起源”的问题，而是通过介入一种符号性生产的过程，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探讨文学的性质，并由此解析“写乡村”在历史转型期和过渡期特定的发生学意义和经验参考价值。发生学视角下的文学经验研究既考虑到本土经验的规定性(语言规定性、文体形式的规定性、作家乡村经验的规定性、主题规定性、伦理规定性等)，也考虑到民间想象、文学虚构、意识形态召唤以及生存环境强制等等动力性的文学创造，这是一个发现文本和历史细节的过程，是以尊重经验实在层面为前提的对话及阐释过程，希望借此沟通文学“内外”与“古今”，加深汉语文学生成的多层次理解。论文的论述架构包括经验性还原、发生要素归纳、结构性整合、元伦理批评等基本步骤，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经验(包括乡村生活经验)的研究将是本文的基干，是镜像透视视角最为相关的部分，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1937～1949乡村叙事的本土经验规定性(民间语文和乡村经验发生的层面)；
二、1937～1949乡村叙事的范式转换和主导性的精神征候(情节母题和心理原型发生的层面)；
三、1937～1949乡村叙事的伦理意义及修辞功能(话语一伦理批评)。总体上看，1937～1949乡村叙事在文化观念上有明显的内倾化特点，作家眼光普遍下移，文学创作上主要是本土(文化)的内源性因素在发生作用；功能取向上区别于五四精英启蒙式的现代化诉求，城乡二元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民间口承文学和俗文学影响、传承的脉络在乡村叙事中表现突出；同时这个阶段乡村叙事的变化趋势可以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试图通过乡村叙事假借民间形式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民间的想象能力渗透到乡村叙事文本的象征系统中共同向理想化方向转化的过程。
“写乡村”及其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本土的”和“民族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普遍性价值恰恰就存在于汉语文学的多元主体性和非均质形态中间，因此如何在乡村叙事研究中恰当地引入跨文化的比较视域，克服过分的文化本位主义和立场强制，有效地解决本土性(地方性)和普遍性(整体性)的内在紧张，并由此沟通文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微观阐释，也是论文的一个重要理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