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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一直传播学的重点。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是效果研究的黄金时期，不仅提出许多经典理论，还进行了关于大众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相关的各种研究。但是效果研究一直有两个倾向，一是趋向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而很少用历史人文的方法；二是效果研究更多的选取中观或微观的部分来研究，因为所需要用以确证的实证证据太难以获得。因此从宏观上来专门进行效果研究或现象解析的凤毛麟角。
笔者深知，宏观层面上媒介传播的行为由于媒介与社会、受众体系的互动是复杂而庞大的，通过实验或者实证的方法很难复制并全面反映大众媒介广义的传播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从宏观的意义上来讨论大众传播效果是强效果、有限效果还是无效果是难以科学准确判定的。但在有效的模式、典型符号的解读和经典理论的启示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触摸其轮廓并尝试去分析它是可能的。本文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归纳的方法，综合分析文化研究中的经典论述其启示与启迪，对典型的文化现象辅以诊断式批评，对新千年我国大众传媒的广义强效果现象深入解析，深入分析我国受众深度依赖媒介的社会背景下，大众传播强效果的内涵、表现形态、产生的根源、特征以及需要警示和重视的问题。
本文认为，专门对一个社会特定时期中大众传播的广义传播效果进行深入解析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为效果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也为研究或解析广义的传播现象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尝试和可能。同时，解析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广义传播强效果现象既对传播效果理论的广义部分进行了补充，也为传播实践提供了宏观上调控和方向把握上的警示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