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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Writing)，既可以指博尔赫斯的小说或是羊皮书上的经文，也可以指写在纸页上的文符或是刻在石碑上的铭文，更可以指记载、铭刻的这种动作本身，甚至在完成这种动作时形成的一种艺术。这种多重的指涉使得本文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归结为：这篇writing是通过writing的方式来讨论writing。
在多数人看来，在由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等人引领的那场“理论革命”之前，书写似乎从没有如此重要过。在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之间漫长的西方思想史中，书写一直处在被压抑、贬低和忽略的位置之上，被认为是外在、派生于言语的“摹本的摹本”，其差异和重复等特征更是被视为会误导人偏离正规，远离心灵和真理。很多时候，它仅仅被视为指向精神不得不借助的符号和工具，如果将它与精神本质加以混淆，还会被认为是具有“偶像崇拜”一类本末倒置的倾向，因此必须在对其加以利用的同时也注意到其“危险的替补”的特质。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书写革命”之后，书写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提倡，它也一跃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的重要交叉概念之一，在众多学科中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将“书写”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交叉概念，主要参考德里达、巴特和苏珊·汉德尔曼等人对书写观念的理论梳理思路，尝试对西方文学、哲学、神学、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中涉及到书写的主要思想和观点进行一种梳理，这些思想和观点主要以现当代理论，以及被现当代理论所重读的古典经典理论为主。由于这些有关“书写”的理论往往并不追求一种完满的体系，而更像是在破除一个个透明、直接的“在场”神话，加之它们本身也都是有待于不断去重新书写和审视的，所以它们最终也只是一道道纵横交错、难以一概而论的痕迹而已。
这种对于书写观念的梳理，有利于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更有助于对西方所有二元对立等级世界，以及所有整体性要求进行质疑，从被构造出的“在场”统治中逃逸出来。同时也有助于体现出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交叉概念，在当今理论语境当中的独特理论价值和地位所在。而且，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信仰和学术背景之下，也更有利于不过分受到他们思想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一个有所不同的角度意识到诸种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被压抑的书写”梳理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早期基督教对书写的基本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压抑书写的历史。本章参考德里达就书写问题对言语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思路，首先对柏拉图《斐德若篇》中的“书写神话”进行重读，指出柏拉图实际上是将书写比做具有双重性的“药”，但同时又努力将其单义化并加以贬抑。这种思路经由亚里士多德和斐洛的阐发，为早期基督教的书写观奠定了基本态度--将文字仅仅视为指向精神的符号和工具。同样继承了这一传统的卢梭将书写视为“危险的增补”，认为它会破坏言语的自然优越性，他的思想与之后黑格尔的主张有所呼应，更在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当中得到延续。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卢梭、索绪尔等思想家对书写的这种压抑和批判，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悖论：他们贬抑书写这种“药”，却又不得不使用它，从而，书写其实是被他们当作了“替罪羊”，作为一种必要的恶而存在。
第二章“书写的解放与重新认识”主要分析对德里达书写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位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并阐述德里达的书写理论要点。本章同样以重读一则神话开始，说明书写作为一种“技术”是人所必需的一种属性。随后重点分析了索绪尔的符号学、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指出他们理论中启发了德里达书写理论的部分，阐明后者书写理论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接着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德里达的书写理论，包括呼唤这一理论的“宣言”、创立一种“文字学”的主张，以及与书写密切相关的重复、延异、播撒、涂抹、痕迹等观念。
第三章“异端与传承：对犹太教书写观的重新思考”，主要参考苏珊·汉德尔曼对犹太教书写观的理论梳理，在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书写理论与犹太教书写观念之间建立一种理论关联。一方面阐明书写与《托拉》在犹太教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与犹太教信仰一种“不在场”，或者“隐退”的、只体现为痕迹的上帝有关；另一方面又从犹太教和巴特相似的“文本”观入手，进而总结出犹太教长久以来因循着一种异端的阐释模式，即以移置、重写的方式对待传统，也正是对这种“异端”思想的不断吸收，才使得犹太教的传统得以在更新中传承。在这种论述的基础上，论文指出德里达等人的书写理论正符合这种“弑摩西者”式的精神，并进而探讨了如何对待传统，以及如何在希腊和希伯来两种传统于当下交汇的现状中，以此探索一种思想出路的问题。
第四章“书写的‘边缘’与‘边缘’的书写”主要藉由德里达和巴特的书写理论探讨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问题，以及各种被边缘化的书写形式，如欲望(身体)书写、女性书写、种族书写与狭义书写以外的一些物质性书写。由于在书写理论革命的作用下，以往在逻格斯中心主义及基督教本体神学的基础上构建起的一系列在场的神话和优先等级关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随着这种影响，那些曾被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压抑至边缘而沉默的“他者”，也得到了被重新认识和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比如被哲学压抑的文学，被理智、道德律令和神学教诲压抑的欲望，被“西方白人男性”所压抑的女性、少数族裔等所谓的“边缘群体”。此外，由于以往被工具化的文字物质性得到了重新的认识，书写的外延也因此得以大大扩展，也为人文学科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对自身差异的过分强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此书写所强调的他者，似乎最终还是要变成一种具有全然他性的他者。
因此，最后一部分的余论“书写人生的痕迹”，主要在精神伦理层面上对书写和自传，书写和死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将问题的讨论最终引向“他者”。当卢梭继承了由奥古斯丁无意间开启的用自我书写来认识和反省自我的传统时，他确实体现出一种他所承诺的坦诚态度，然而他的忏悔在某种程度上却逐渐让位于一种“自我辩白”的冲动，同时，他用书写来还原记忆中真实在场的努力也被证明是并不成功的。但是自我认识对于人而言仍然是必要的，所以当不再追求自我在场的巴特用片断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书写时，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一切书写都是一种自传，而自传又是不断地对人生进行重写。而无论是自传还是死亡，在书写的问题上最终都必然涉及到“他者”，只有在向他者敞开的自我书写中，只有在哀悼中学会如何向幽灵般的他者表达友爱，人们才能获得一种更为适合自己的书写的人生，在对人生的书写中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