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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作为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在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快速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同时，生活垃圾产生量也在急剧增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方式的显著改善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更是首当其冲。如何根据各地情境，设计配套的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以诱导居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进而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当下中国环境管理转型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社会资本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参与。一方面，本研究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生活垃圾用户收费政策与垃圾处置削减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发现生活垃圾规制政策失灵的背景下，本研究还探讨了社会资本对生活垃圾排放削减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居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合作行为，具体来讲，本研究首先分析了激励政策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作用，并在Ostrom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研究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置的监督行为和监督意愿。详细的实证结果报告如下:
首先，对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生活垃圾用户收费政策与生活垃圾减量”，研究发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不显著。这一基本发现在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不同的估计方法的情形下都保持不变，在纳入了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也依然稳健。由于家户多排放一单位的生活垃圾的边际成本为零，生活垃圾定额收费未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刺激居民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垃圾定额用户收费挤出了居民生活垃圾自愿分类的内在动机，从而生活垃圾固定用户收费政策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的组合实施导致了其垃圾削减收效甚微。
其次，对于“规制政策、社会资本与生活垃圾排放削减”，研究发现，规制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量，而社会资本会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在使用不同的测量指标、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估计方法和考虑了社会资本内生性的情形下依然显著。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抑制高生活垃圾排放群里的排放量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维度和社会规范维度能显著降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然而，社会资本的生活垃圾减量效应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再次，对于“‘胡萝卜’，‘大棒’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发现，除了年龄较小和收入较高的居民倾向于把生活垃圾分类成更多种类，人口统计变量通常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没有直接关联，而垃圾分类知识、社会资本、免费提供多分类的垃圾桶，以及社区负责可回收垃圾的收集通过有效减少垃圾分类的感知成本和提升垃圾分类的感知收益显著促进了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实施。然而，虽然生活垃圾收费的提高能刺激垃圾不分类的居民把生活垃圾分成两类，即可回收垃圾(俗称可卖钱的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但同时也挤出了把生活垃圾分类为三类及三类以上的居民的原有动机。生活垃圾固定用户收费事实上与免费提供多分类的垃圾桶和社区负责收集可回收垃圾相互排斥，而不是相互促进。
最后，对于“居民生活垃圾处置自主监督——基于IAD框架的分析”，研究发现，社区卫生管理专职干部的配备抑制了当地居民自主监督行为的实施，而社区其他居民的监督行为则提高了该居民的监督意愿和实施监督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社会资本、社区人口密度、社区现代化程度和是否为男性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处置监督的可能性，而社区规模和社区异质性程度则阻碍了当地居民生活垃圾处置监督行为的实施。此外，经济收入水平和年龄是解释当地居民假想监督意愿与实际监督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
居民自愿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关键前提。综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结尾部分从优化政策组合、培育社会资本、完善配套设施服务、以及加强公共信息披露和教育宣传活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启示。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社会资本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参与。一方面，本研究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生活垃圾用户收费政策与垃圾处置削减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发现生活垃圾规制政策失灵的背景下，本研究还探讨了社会资本对生活垃圾排放削减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居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合作行为，具体来讲，本研究首先分析了激励政策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中的作用，并在Ostrom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研究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置的监督行为和监督意愿。详细的实证结果报告如下:
首先，对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生活垃圾用户收费政策与生活垃圾减量”，研究发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不显著。这一基本发现在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不同的估计方法的情形下都保持不变，在纳入了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也依然稳健。由于家户多排放一单位的生活垃圾的边际成本为零，生活垃圾定额收费未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刺激居民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垃圾定额用户收费挤出了居民生活垃圾自愿分类的内在动机，从而生活垃圾固定用户收费政策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的组合实施导致了其垃圾削减收效甚微。
其次，对于“规制政策、社会资本与生活垃圾排放削减”，研究发现，规制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量，而社会资本会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果在使用不同的测量指标、不同的度量方法、不同的估计方法和考虑了社会资本内生性的情形下依然显著。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抑制高生活垃圾排放群里的排放量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维度和社会规范维度能显著降低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然而，社会资本的生活垃圾减量效应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再次，对于“‘胡萝卜’，‘大棒’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发现，除了年龄较小和收入较高的居民倾向于把生活垃圾分类成更多种类，人口统计变量通常与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没有直接关联，而垃圾分类知识、社会资本、免费提供多分类的垃圾桶，以及社区负责可回收垃圾的收集通过有效减少垃圾分类的感知成本和提升垃圾分类的感知收益显著促进了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实施。然而，虽然生活垃圾收费的提高能刺激垃圾不分类的居民把生活垃圾分成两类，即可回收垃圾(俗称可卖钱的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但同时也挤出了把生活垃圾分类为三类及三类以上的居民的原有动机。生活垃圾固定用户收费事实上与免费提供多分类的垃圾桶和社区负责收集可回收垃圾相互排斥，而不是相互促进。
最后，对于“居民生活垃圾处置自主监督——基于IAD框架的分析”，研究发现，社区卫生管理专职干部的配备抑制了当地居民自主监督行为的实施，而社区其他居民的监督行为则提高了该居民的监督意愿和实施监督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社会资本、社区人口密度、社区现代化程度和是否为男性显著提高了当地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处置监督的可能性，而社区规模和社区异质性程度则阻碍了当地居民生活垃圾处置监督行为的实施。此外，经济收入水平和年龄是解释当地居民假想监督意愿与实际监督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
居民自愿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是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关键前提。综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结尾部分从优化政策组合、培育社会资本、完善配套设施服务、以及加强公共信息披露和教育宣传活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