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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逐渐从危机中复苏,但复苏进程缓慢,国际市场需求仍然低迷,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贸环境。不利的方面是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致使中国装备产品出口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而且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装备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有利的方面是随着国内支持政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内市场需求逐渐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这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握着装备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并利用其技术优势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垄断和控制,在装备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我国从组装加工起步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体系并逐渐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但当前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亟需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还存在核心竞争力不足、世界级装备制造企业缺乏、围绕大型骨干企业的中小企业集群未形成、研发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这种状态既影响着企业的贸易收益水平,又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使得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增强装备产品核心竞争力,向全球价值链更高层级攀升,既是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本文研究如何有效度量我国装备产品的技术水平,准确认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寻找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这些问题对进一步扩大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品质量,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享更多价值链收益有重要意义。要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首要问题是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其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因此,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二章分别为绪论和理论基础。第三章选择出口复杂度作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度量指标,在描述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提供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rev3.0)三位码贸易数据,测算2001-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七个子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并与同期美国、德国、日本装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出口复杂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从具体行业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提升很快,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金属制品业的出口复杂度虽然不断提高,但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与他们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波动变化,该行业2014年的出口复杂度水平较2001年有所下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第四章从"成本发现"模型出发,参考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定性分析要素禀赋(物质资本密集度)、技术(人力资本和研发资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政府支持程度)、进口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利用2001-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回归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研发资金投入、进口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为负,政府支持程度的作用不显著。第五章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学习德国双轨制教育,培养人力资本;增加对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支持,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借助"一带一路",鼓励私营企业出口;加强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发挥FDI的积极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金属制品业,本文专注研究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它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出口复杂度为研究一国或行业价值链地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现有文献对影响机制的定性分析还相对较少,本文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定性分析主要因素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回归分析,丰富对出口复杂度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是对中国内部产业层面价值链地位的研究做补充,拓宽此领域的研究范围,同时为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鉴于使用SITC五位码贸易数据的计算量太大,本文使用SIT(三位码贸易数据。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由于行业截面偏小导致整体数据不充足,同时某些影响因素的数据不可获得,实证研究可能会遗漏这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