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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实践就不断被各种西方因素嵌入或浸润,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也必然要被置于中西历史一统的景观中去审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和制度参照物主要源自西方,因此探索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进程不能不从西方民主着手。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使民主作为救亡图存的良剂,成为国人的理想与追求,毛泽东就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开始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从早年笃信西方民主到五四前后转向批判西方民主、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合理内容与形式,探索中国自己的民主道路;后到晚年试图进行“大民主”实践,却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空前的灾难。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为如何在古老的中国找到一条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新路而努力。然则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民主建设必然走制度建设优先于思想建设的道路;救亡情绪的浓重使得近代国人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总是把眼光聚集于能否现实实行的可能性上,而不可能在民主思想的推广上下更深的工夫;“民主”不过是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借来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工具。这些时代烙印,深深的刻在毛泽东心中,及至其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探索时,这种实用主义思想总是如魅影般飘忽不散。无论是在新中国民主制度框架搭建完毕后又屡屡试图突破制度限制,试图以个人权威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晚年的“大民主”实践,都是其现代而成熟的民主思想空乏和迷茫的一种体现。因为这种充满矛盾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的民主进程也迷失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话语里。在理想与现实的政治轮回中,毛泽东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英雄暮年。毛泽东一生的民主实践证明,民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能抗拒这一基本准则,而民主的表现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作为先行者,其创立的一些民主形式及内容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如何使之为我所用,既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又避免陷于形式上民主的狂热与迷失,的确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