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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符号。《孟子》是记载井田制的原始文献。先秦典籍中有两种类型的井田制，一种是《孟子》中记载的八家共井、中有公田的模式;一种是《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十夫有沟的模式。前者简称为公田井田制，后者简称为沟洫井田制。其它先秦典籍中有和《孟子》、《周礼》中记述的井田制相类似的内容，如《诗经》关于“公田”的记载等。两种井田制度模式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都源于对历史和现实制度的整合。但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制度取向，前者反映了均平、互助理想，后者反映了度地居民、土地国有的追求。两种制度模式被后世研究者不断的诠释和重构
从战国至两汉，对井田制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两汉时期，存在一个主流的井田制叙述模式，即《孟子》的公田井田制模式的衍生模式。这个衍生模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主要的特征是中田有庐和八家平分公田。从董仲舒到班固再到何休，经学家如何表述和诠释井田制，大都以《韩诗外传》的记载为限度。这种现象表明胡适所论的井田制层累说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受到经学治学规则的束缚，家法和师法限制随意解经。其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汉代官方统一经学的活动的影响，最后是和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的解经特点有关。今文家有重经义，不重制度的特点。郑玄以前，井田制研究不成熟的主因是今古文经对立下经典认证的不统一。
郑玄对于两汉学术的不成熟状态有深刻的自觉。郑玄“括囊大典”是为了跳脱今古文的窠臼;“网罗众家”是为了摆脱家法师法的束缚;“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追求;“念述先圣之元意”是为了使得制度儒家精神化。郑玄经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是创造了井田制研究的经学典范，“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是井田制研究经学范式的开创者。他所注解的井田制综括了先秦至两汉的儒家政治中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奠定了后世经学家井田制研究中普遍遵循的儒家精神基调。这就意味着井田制研究的儒家精神化的完成。郑玄也是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首倡者。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研究的礼学化。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也可称为礼学建构路径。汉学路径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经典，以郑玄所建构的井田沟洫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经学史上井田制研究依据文本和制度模型的第一次转向。
汉唐之间，郑玄经注上升到类似经的地位。对经和郑注进行再注解的经学研究被称为义疏学。从范式发展的角度看，井田义疏的兴起和发展是郑玄井田制研究范式的细化和深入化的体现。细枝末节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汉学路径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碎片化和无意义的困境。宋代的理学思潮兴起为井田制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条件。理学重塑井田制经学研究的进程始于欧阳修。欧阳修的理学批判精神和体用思路的运用影响了井田制汉学路径发生转向。在理学批判思潮和解构观念下，朱熹重构了理学化的井田制度。朱熹的井田制新注既是井田制理学化研究的典范，也是井田制研究由汉学路径转向宋学路径的标志。宋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理学批判和理学推论为主要思维方式;确立了以义理为本，以制度为末的制度观念;依据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等。宋学悬置了一个地位高于经典、高于制度的本体性的理，在经典和义理之间的制造了新的张力。理学化研究路径的弊端在于极易流于独断，甚至造成删改经典的弊病。
清儒对前贤井田制研究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清代经学中的井田制研究是承宋学之弊而起，主要是对宋学的反拨。清儒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有两种旨趣，一是除宋学之弊，二是求汉学之失。因此往往以汉学相标榜。清儒以多种方式的创新来实现除弊救失的旨趣。沈彤选择的路径是调和汉宋。沈彤在讨论井田制时将宋学的义理阐释与汉学的数理论证作了折衷和调和。江永选择的路径是坚持汉学，走出宋学。他对待汉学的基本态度是右郑，但不袒郑;尊经但不曲经，不强作解释。金鹗选择以宋学反宋学。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宋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宋人的理学方法和思维。金鹗的井田论是清代考证学背景下宋学路径自我革新的体现。
清代中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经史分离的初步尝试，一种经学的史学倾向。崔述将经学井田论做了概括和析分，他提出一个井田论三分法，即“先王之意”、“先王之制”，“后儒之论”。崔述将经论和历史制度作了分离。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书上和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相分离，分离尽管不彻底。晚清孙诒让井田经注的史学化倾向体现在首先是将经典文本的历史文献化。他将经典和子部书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的的考证依据，实际上这是在降低经典的价值。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经典的历史文献化。其次，孙诒让治经崇尚的方法是经学考证法。考证法的目标是求真求是。崇尚方法的结果是将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纳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井田制历史属性的考察是井田制研究史学化倾向的重要表征。
清代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史分离尝试和史学化倾向并不是经史转型的前奏。相反，这种新的变化却是经学研究自身活力的体现。清学后期的两种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井田制研究中史学意识的自觉。但是，经学时代的井田制研究不会突破经学的藩篱而走向史学。汉学，宋学，清学三者都和经典产生了张力，即背叛、挑战和疏离。三者的接续递嬗则是经学为了缓解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张力的自然发展。张力同时也是活力，保证了经学研究始终为尊经而发展。
近代以来，井田制研究经历了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近代转型。井田制研究的近代转型并不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转型的动力来源于现实需要和西方新学术的冲击。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提出的托古改制说和未来乌托邦说解构了井田制的神圣性。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接续发展了清代以来的史学化进程。梁启超引入新史学观念，将井田制视为理想和历史的结合体。刘师培将井田制研究纳入田制史的范围进行考察，同时引入了社会进化史的观念重新阐释了井田制。他们共同推动了井田制研究由经入史的转变。胡适的新井田论彻底否定了经学井田论。他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他通过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来否定井田制的历史意义。他将《周礼》等经典视为伪书，将汉儒以后的注疏视为层累的学说史，从而否定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建了一个井田制研究的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社会形态理论证明井田制存在的合理性，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井田制，促使井田制研究转向社会经济史的轨道。
井田制的内涵在近代经历了从儒学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变和重构。井田制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康有为将井田制视为孔、孟托古改制的创作和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成。梁启超、孙中山、江亢虎等都将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胡汉民等将井田制看做原始共产社会。胡适认为井田制是乌托邦理想。蔡和森、郭沫若等将井田制看做是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近代思想界对井田制的重构过程是井田制由儒学内涵的消解到共产主义的再发现的过程。政治和历史的交互影响，既重塑井田制的历史价值也为近代中国走向土地国有制和共产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从战国至两汉，对井田制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成熟状态。两汉时期，存在一个主流的井田制叙述模式，即《孟子》的公田井田制模式的衍生模式。这个衍生模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其主要的特征是中田有庐和八家平分公田。从董仲舒到班固再到何休，经学家如何表述和诠释井田制，大都以《韩诗外传》的记载为限度。这种现象表明胡适所论的井田制层累说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受到经学治学规则的束缚，家法和师法限制随意解经。其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即汉代官方统一经学的活动的影响，最后是和汉代主流的今文经学的解经特点有关。今文家有重经义，不重制度的特点。郑玄以前，井田制研究不成熟的主因是今古文经对立下经典认证的不统一。
郑玄对于两汉学术的不成熟状态有深刻的自觉。郑玄“括囊大典”是为了跳脱今古文的窠臼;“网罗众家”是为了摆脱家法师法的束缚;“删裁繁诬，刊改漏失”是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追求;“念述先圣之元意”是为了使得制度儒家精神化。郑玄经学研究的客观结果是创造了井田制研究的经学典范，“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是井田制研究经学范式的开创者。他所注解的井田制综括了先秦至两汉的儒家政治中重要的精神和思想，奠定了后世经学家井田制研究中普遍遵循的儒家精神基调。这就意味着井田制研究的儒家精神化的完成。郑玄也是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首倡者。井田制研究汉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井田制度研究的礼学化。井田制研究的汉学路径也可称为礼学建构路径。汉学路径以《周礼》为主要依据的经典，以郑玄所建构的井田沟洫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经学史上井田制研究依据文本和制度模型的第一次转向。
汉唐之间，郑玄经注上升到类似经的地位。对经和郑注进行再注解的经学研究被称为义疏学。从范式发展的角度看，井田义疏的兴起和发展是郑玄井田制研究范式的细化和深入化的体现。细枝末节的研究直接导致了汉学路径在唐代以后逐渐走向碎片化和无意义的困境。宋代的理学思潮兴起为井田制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了条件。理学重塑井田制经学研究的进程始于欧阳修。欧阳修的理学批判精神和体用思路的运用影响了井田制汉学路径发生转向。在理学批判思潮和解构观念下，朱熹重构了理学化的井田制度。朱熹的井田制新注既是井田制理学化研究的典范，也是井田制研究由汉学路径转向宋学路径的标志。宋学路径的主要特征是以理学批判和理学推论为主要思维方式;确立了以义理为本，以制度为末的制度观念;依据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等。宋学悬置了一个地位高于经典、高于制度的本体性的理，在经典和义理之间的制造了新的张力。理学化研究路径的弊端在于极易流于独断，甚至造成删改经典的弊病。
清儒对前贤井田制研究的流弊有清醒的认识。清代经学中的井田制研究是承宋学之弊而起，主要是对宋学的反拨。清儒的井田制研究主要有两种旨趣，一是除宋学之弊，二是求汉学之失。因此往往以汉学相标榜。清儒以多种方式的创新来实现除弊救失的旨趣。沈彤选择的路径是调和汉宋。沈彤在讨论井田制时将宋学的义理阐释与汉学的数理论证作了折衷和调和。江永选择的路径是坚持汉学，走出宋学。他对待汉学的基本态度是右郑，但不袒郑;尊经但不曲经，不强作解释。金鹗选择以宋学反宋学。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宋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宋人的理学方法和思维。金鹗的井田论是清代考证学背景下宋学路径自我革新的体现。
清代中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经史分离的初步尝试，一种经学的史学倾向。崔述将经学井田论做了概括和析分，他提出一个井田论三分法，即“先王之意”、“先王之制”，“后儒之论”。崔述将经论和历史制度作了分离。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经书上和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相分离，分离尽管不彻底。晚清孙诒让井田经注的史学化倾向体现在首先是将经典文本的历史文献化。他将经典和子部书籍视作具有同等价值的的考证依据，实际上这是在降低经典的价值。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经典的历史文献化。其次，孙诒让治经崇尚的方法是经学考证法。考证法的目标是求真求是。崇尚方法的结果是将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纳入了历史维度的考察。井田制历史属性的考察是井田制研究史学化倾向的重要表征。
清代后期井田制经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史分离尝试和史学化倾向并不是经史转型的前奏。相反，这种新的变化却是经学研究自身活力的体现。清学后期的两种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井田制研究中史学意识的自觉。但是，经学时代的井田制研究不会突破经学的藩篱而走向史学。汉学，宋学，清学三者都和经典产生了张力，即背叛、挑战和疏离。三者的接续递嬗则是经学为了缓解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张力的自然发展。张力同时也是活力，保证了经学研究始终为尊经而发展。
近代以来，井田制研究经历了从经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近代转型。井田制研究的近代转型并不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转型的动力来源于现实需要和西方新学术的冲击。清末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提出的托古改制说和未来乌托邦说解构了井田制的神圣性。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接续发展了清代以来的史学化进程。梁启超引入新史学观念，将井田制视为理想和历史的结合体。刘师培将井田制研究纳入田制史的范围进行考察，同时引入了社会进化史的观念重新阐释了井田制。他们共同推动了井田制研究由经入史的转变。胡适的新井田论彻底否定了经学井田论。他认为井田制是一种乌托邦思想。他通过否定井田制的存在来否定井田制的历史意义。他将《周礼》等经典视为伪书，将汉儒以后的注疏视为层累的学说史，从而否定井田制的经学研究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建了一个井田制研究的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社会形态理论证明井田制存在的合理性，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井田制，促使井田制研究转向社会经济史的轨道。
井田制的内涵在近代经历了从儒学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的转变和重构。井田制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康有为将井田制视为孔、孟托古改制的创作和未来大同社会的构成。梁启超、孙中山、江亢虎等都将井田制等同于社会主义。胡汉民等将井田制看做原始共产社会。胡适认为井田制是乌托邦理想。蔡和森、郭沫若等将井田制看做是决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近代思想界对井田制的重构过程是井田制由儒学内涵的消解到共产主义的再发现的过程。政治和历史的交互影响，既重塑井田制的历史价值也为近代中国走向土地国有制和共产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