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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牡丹亭》在当时以及后世，被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接受方式赏鉴、阐释、改编或演出，因此《牡丹亭》的接受史研究应是《牡丹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近四百年来人们对《牡丹亭》的不同阅读和反应，借助具体的历史材料揭示《牡丹亭》在中国戏曲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与重要地位。 本文试从案头（上编）、场上（下编）这样两个层面，研讨不同社会阶层人们对《牡丹亭》的理解和接受情况。上编包括一、二章，下编包括三、四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明清曲学家对《牡丹亭》的理解接受，具体又细分为辞采之论、音律之论、汤沈之争三个方面。《牡丹亭》的语言辞采绚丽，形象逼真，其辞采方面的成功一直为历代曲家所称道，究其原因，与汤显祖的绝世才情分不开，也与他善于在前人成句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和深受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在曲学家们对《牡丹亭》文辞的称颂声中，也可以听到批评、责难的声音，这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李渔。《牡丹亭》以辞采广受赞誉的同时，其音律却备受责难。曲学家们认为《牡丹亭》失律的一个原因是汤显祖本人在主观上“才大于法”，不肯循规蹈矩。另一个原因则是汤显祖创作时所依据的音律标准与同时代的沈璟等人所持的音律标准有所不同，并非是汤显祖全然不循章法。故而也不乏曲学家为《牡丹亭》的“不谐音律”鸣不平。到了清代，钮少雅、叶堂等人用集曲的方式“以律就辞”，完美地解决了《牡丹亭》文辞之美与音律不谐的矛盾。围绕着《牡丹亭》文辞与音律的关系，还引起了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这场论争在客观上扩大了《牡丹亭》在社会上的影响，最终使得文辞、音律“合之双美”的主张得到更多的认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探讨女性读者对《牡丹亭》的理解和接受。拟从青春生命的觉醒、理想爱情的憧憬及对情色自主的宣扬三个方面，来发掘女性读者在《牡丹亭》阅读中产生的女性意识。在《牡丹亭》阅读中，女性读者的生命意识渐渐觉醒，不仅表现在通过对岁月流逝的感慨，表达了对自身青春美丽的肯定，而且表现在对封建礼教桎梏的不满。女性读者在《牡丹亭》阅读中产生了有关爱情的理想，即相爱的双方须有爱情至上的信念，都应是情至、情痴之人，爱情的当事人还要会“寻”情和“守”情，都能做到“情与梦同，梦与真同”。女性读者在《牡丹亭》阅读中还宣扬了情色自主的观点。批者是从“男女同‘色’，‘色’同‘情”的角度来认识情色自主的，从为情欲解放的视角来为之寻找名教依据——“好色亦良知”，还提出了理想婚姻的主张即“智不盖世，貌不入格，材不善狎，心不解情，皆非良缘”。 第三章对《牡丹亭》场上的接受即明清时期的演出概况作了论述，主要从宫廷演出、厅堂演出、江湖职业戏班的演出三个方面展开。《牡丹亭》在明代宫廷的演出没有记载，所以本文对宫廷演出的探讨主要以清代宫廷演出为主。清宫南府、昇平署戏班的学生或“内廷供奉”的伶人对《牡丹亭》部分出目的抽演，显示了宫廷观众的欣赏旨趣。明清时期厅堂演出的支持者主要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多自家蓄养家班，家班演出的《牡丹亭》明显体现了文人士大夫们的高雅趣味。江湖职业戏班演出的主要观众为平民百姓，这方面留下的可靠记载相对较少，但仍可看出平民百姓对《牡丹亭》的接受情况。 第四章主要从明清时期《牡丹亭》的改编探讨《牡丹亭》的接受。明清时期文人对《牡丹亭》的改编一方面是从加强戏剧结构的紧凑方面着眼，改动情节关目，删并、调换一些场次;另一方面是从文辞、音律方面入手，删改《牡丹亭》原本中一些曲子、曲词，修改部分念白。明清时期艺人对《牡丹亭》的改编主要表现为对曲词、念白的删改以及增加歌舞场面、调换演唱方式等方面。文人改编为艺人改编提供了基础，艺人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又对文人改编加以改进与创造，艺人的改编最终决定着《牡丹亭》在舞台实际演出时的历史风貌。从清代乾隆年间起，《牡丹亭》逐渐被其他剧种所改编或移植，《牡丹亭》的改编、演出及其世界化过程在今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而《牡丹亭》的接受史也将会在更广大的时空内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