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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曾经说，哲学的真正主题和真正方法首先在于揭示真正的世界历史之谜，并将它们引到解决的轨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的:其一，它的基本原理和精神能够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指南;其二，它在实践的开放性中获得永续发展的理论品质。本文关于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问题研究，正是上述两方面在现实性上的展开。新媒体时代有着与传统媒体时代迥异的特征:数字化、交互性、智能化、自媒体化、深度卷入、虚拟性等。新媒体不但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直接改变了人的生存境遇。在新媒体时代要想更好地生存，就要对这些盘踞在这个时代中的悖论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虚拟存在与现实存在、追求个体生存的确定性与过度信息条件下的艰难抉择、信息霸权与数字鸿沟、现代计算理性与虚拟生活的非理性等，现代人正是在这些矛盾中进行生产和生活。 目前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政治学、媒介技术学、文化学等领域，将人的生存问题引入传媒发展的历史变迁之中进行考量，从历史性中把捉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中必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当然，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的生存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非本文的原创性思路，马克思就曾研究过报刊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报刊不仅“连接”和“生成”人的现实社会关系，而且“自由报刊”直接的是人的生存权利扩大的阵地和宣传人的解放理论的咽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家甚至还对信息社会人的生存问题有过专门研究，齐泽克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随着本世纪“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移动互联网的普遍化，人类才真正进入到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从来都不对历史发展的细节进行妄心地预测，他只从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们当下所处的生存环境出发对人类生存的未来作方向性的指引。本文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来对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问题进行研究的。 从感性上把握人在新媒体时代的现代性遭遇是很有必要的。在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命得到强化，新媒体本身具有“赋能”的内在功能，它延伸了人的体力和智力;在虚拟社区，人的生命力再次得到确证，人类生存空间从实在世界向虚拟世界扩张:人的智力和人类知识借助新媒体的共享机制和搜索引擎得到集成和放大。当然，由于人们一定程度上产生对新媒体的过分依赖，也出现了新媒体时代新的异化现象，媒介手段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特别是还存在着对新媒体技术的滥用，“人肉”和“水军”等构成了新媒体时代的“恐怖主义”。人的真实生存被虚拟世界的匿名状态所惊扰，在“隐身”和“马甲”的掩护下，出现了诸多数字化隐忧。这正是新媒体时代人的生存问题的两面性:希望和挑战并存。 从理性的角度对新媒体时代人们生存环境的现代性转型进行剖析发现:无论是人们生存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在新媒体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从浅层看，新的传播媒介促进了经济的信息流通，同时也扩大了经济交往的平台;从深层看，新媒体时代促成了时尚经济的繁荣，波德莱尔所宣称的那种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的现代性表征，在时尚经济条件下获得了充分的展示。人们相对稳定的物质需求被变动不居的心理需求所代替，商品景观彻底幻化。有人认为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消费的“意义世界”由消费者自行“界定”。交互式的信息传播使新媒体时代的时尚经济瞬息万变，一定的时尚还未等到固定下来就已经悄然过时，时尚经济在媚俗与厌俗的二律背反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新的经济对人的心理、情绪和个性的关怀，潜蕴着由“物本”走向“人本”、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单向度的人”走向“全面发展的人”的生存论品质。但是，当经济彻底迈向幻化，概念和符号湮没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之后，人类生存就走向了“异化-幻化”的阶段。 在政治上，新媒体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迁和社会权力结构的重整。新媒体具有尼葛洛庞蒂所言的“赋权”的先天条件，这是由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所决定的。不过，把新媒体看成导致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则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泥潭。毋庸置疑，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社会阶层流动加快、阶层区分度降低、阶层结构扁平化，普通网民具有过去未曾有过的表达权和监督权，人的自由度不断提升。而且，随着信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权力也以其自身独有的方式影响着政治文明的进程。新媒体似乎先天性地成为一种“民主技术”。然而，“民主的技术化”需要“技术的民主化”作为前提，美国“棱镜计划”的曝光泄露了技术民主与民主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天机”。将“手段”当作“目的”来幻想，这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幼稚病。 在文化上，因为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彻底由原来的单向传播转变为交互式传播，人人都是“麦克风”，信息传播的“授受”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文化权力的重心下移。草根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去中心化”的立场广受赞誉。与此相关的是“草根阶层”对娱乐的永不懈怠的追求。在虚拟身份的掩盖下，人们纵情娱乐、游戏至死。“屏世界”加剧了视觉文化的繁盛，文化被解构成一种个人主义的消费姿态。民粹主义挤兑了理性对社会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诉求，喧嚣沸腾的网络文化对社会核心价值提出了挑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文化暴力的盛行，互联网俨然成为了语言的屠宰场。把一切传统和信仰都撕碎，这是为数不少的所谓“草根精英”博取“注意力”这一当代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一定程度上被解放了的文化权利存在着被文化暴力消解的巨大风险。 新媒体时代人类生存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是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祛魅”是现代理性的神圣使命，而新媒体给人们更多的信息资源，以便人们在获得确定性的“存在感”过程中有所倚靠;然而，信息的泛滥造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严重“返魅”现象。虚拟世界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场域，同时也把人们引向了幻觉丛生的痛苦境地（它内在地包含人们过度娱乐后的空虚无聊）。新媒体赋予人们以能力，它却在呈现自我的过程中，过分夸大“呈现”的手段而使人的主体性隐退，“呈现”变成了“生存”，幻象代替了现实。新媒体在“呈现”中满溢着人的内心欲望，它在世俗化的立场上推倒了对传统神秘事物的崇拜，却创造了新的神话。世俗欲望统领着新媒体，信息权力被过度使用。而资本的介入加剧了这种神话的蛊惑力，人类从旧媒体时代“异化-物化”了的景观社会演变到新媒体时代“异化-幻化”了的幻象社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媒介之发展”与“自由之拓域”的关联上创造条件，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扬弃新媒体幻景的异己统治。尽管在新媒体时代存在着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但是，通过对过度资本化的扬弃、对积极自我意识的肯定、对现代理性的再培育、升级人们的需要层次、挖掘和创造主体价值，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媒体时代成为迈向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的前提。这样，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实践中找到了现实土壤，而新的时代问题也获得了更高的理论谋划。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审度中，使本文在理论的自洽和实践的自适这两端的平衡中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