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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地球的全新世，自然的环境变化和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整能力为人类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历史数据来看，复杂的生态系统在面临人类的影响时反应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无限制的取用环境资源，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表现很可能是其特例而非惯例。某些次级生态系统对关键变量的变化非常敏感，一旦关键变量超过某一阙值，生态系统的反应可能是突然地，非线性地。这些变化将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客观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限定了人类的发展空间。气候变化是典型的人类所面临的灾难性风险之一，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背景。 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折现效用函数”和“预期效用函数”，无法考察灾难性风险问题。预期效用函数的问题在于，1）对小概率事件的不敏感和2）对胖尾分布的不适用;而折现效用函数的问题在于对遥远未来福利变化的不敏感。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分析工具在灾难性风险问题上均不适用，使该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 本文提供了新的福利标准以考察灾难性风险问题。本文从Allais谜题出发，结合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些发现，界定了灾难性风险的概念，并分析了灾难性风险的性质。继而基于Chichilnisky公理，提出了一个可以内生化灾难性风险的福利函数，并证明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可以考察灾难性风险问题的福利函数。它保证了社会为防范灾难性风险将付出努力，同时保持了传统新古典福利函数的分析清晰性。 在规范分析部分，本文将新福利函数应用于模拟现实经济和碳排放的AK模型中，解释了灾难性风险如何转化为经济增长约束。本文将该模型扩展为三个情形:“可逆情形”:灾难性气候变化发生的概率值仅取决于其发生前一刻大气中温室气体存量水平。这意味着社会在灾难发生前的任意时间减少温室气体存量都不会太晚;“具有确定临界点的不可逆情形”:当温室气体存量的水平超过某一临界点时，气候变化不可逆转。该情形假定社会决策者对该临界点的确切位置具有充分信息;“不确定临界点的不可逆情形”:临界点的位置具有不确定性，并假设发生不可逆转的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概率服从泊松分布。 规范分析得到了各情形的社会最优选择路径。可逆情形的最优路径:在灾难发生前放任温室气体排放，不采取任何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直到灾难即将发生，再将风险控制到零。然而，后代可能没有足够能力控制风险，该情形的解有可能不存在。对于两种不可逆转情形，最优社会选择路径是:在经济发展之初，社会允许温室气体存量的净增加，当大气中温室气体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开始应对气候变化。在确定临界点情形，这一温室气体存量直接由临界点决定，随后社会对环境资本的投资恰好使经济呈现“零排放”。而在不确定临界点情形，社会容忍的温室气体存量由某一与资本影子价格相关的公式决定，温室气体存量达到该公式的要求后将呈现出“负排放”。社会开始对环境资本投资后，经济增长速度都将放缓。两个情形稍有不同的是，在确定临界点情形，灾难性事件一定不会发生;而在不确定临界点情形，社会必须容忍一定的发生概率。 基于以上三种情形，本文对分散经济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进行了探讨。结论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以防范灾难性风险为目标的政策: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固定在特定水平。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税收补贴制度和配额交易制度。二者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而配额交易制度更加简单易行。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验证了中国实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必要性。理论上，如果伴随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有足够强的遏制二氧化碳排放能力，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在增长的过程中自动解决。本文应用中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对中国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为负，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为负，但程度上不足以抵消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正向间接效应，即经济发展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终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还不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依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