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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明史》中称“论者称为明初理学之冠”。
曹端的思想首先明显的表现出对于朱子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真正奠定曹端的理学地位和使他对后来理学的走向产生影响的则是他的《辨戾》一文。在此曹端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在朱学的体系中,太极本身就是可动静的；第二,《朱子语类》中“人马之喻”是错误的,会造成“死人”、“死理”的后果；应当修正为“活人骑马”。对于这个问题的原委却需要仔细的辨析。
朱子关于理之动静的问题留下了很多言论,这些言论有时看起来是相互冲突的,从曹端到当今的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经过思考笔者认为,朱子的太极动静观可以这样理解:首先,要做出两个区分:其一,朱子使用“动静”概念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它不仅指一种活动能力或位移现象,也指一种作为属性的存在,如“仁动义静”；其二,朱子言太极动静,有时重在理气之分,有时重在理气之合：讲理自身具有活动能力时是重在二者之分；讲理作为属性存在时则是重在理气之合。第二,具体地讲,朱子在太极动静问题上的思路是这样的:继承周敦颐《通书·动静》中对于“神”、“物”动静不同特点的区分,朱子将形而下之物的动静在一定时空内其表现形态的相对性、局限性与形而上之理的动静圆融、神妙不测相比较,一方面,理不是“死理”而是“活理”,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理气的差异,突出理的本体地位；换言之,理具有活动能力是在强调理气之分,所以朱子在这里亦没有讲明理之“妙”与物之“动静”之间有何联系。强调理气之合或者说理气之间联系则涉及另外两个方面：作为属性存在,理有动静之分,“动之理”、“静之理”是气动静的因为；但是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又必须乘气之动静而动静,气是动静的载体。朱子的哲学构造是理-气-物三层逻辑结构的展开,在朱子看来,理是气动静的因为与理必须乘气之动静而动静并不矛盾,换言之,理乘气而动并不会带来理不能决定气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理是气的“所当然之则”、“所以然之”是朱子讨论理气问题当然也是太极动静问题的前提,同时也因为理之“妙”已经表明了理是“活”的；而另一方面,气作为理与物的中介,在理气动静的问题上,理之动静的实现和体现要借助气也就是必然的结论。以上几个方面在朱子是相互补充的,不能单独抽出任何一方面来回答朱子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只有互相发明对于朱子才是完整的；并且它们与朱子其他对于理气关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朱子理气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曹端辨别“人马之喻”,显然不是从位移的角度上来说的,着眼的是动静之理是气之动静的因为。但是另一方面,这正显示了曹端没有理清朱子在不同的意义脉络下太极动静的不同含义:“人马之喻”本是为了说明理不可见,理乘气而有动静；在朱子这与理是气动静的因为并不矛盾。曹端抽出这两层意思对立之,显然没有全面领会朱子的太极动静观。同时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曹端的“辨戾”是包含矛盾的:按照曹端的理气观,则自然界当一切尽善尽美,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究其因为,可能在于曹端“过分看重了理气之合而为一,而不曾细看得理气之可分而为二”。在朱子的体系中本有“气强理弱”之说,这是因为理无情意、无造作,日用间运用都是气的作用,曹端之强调理对于气的能动作用可能与此顾虑有关；其实落实到人生问题来看就可以更明白朱子之意图:一方面朱子要为人的现实生活树立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这体现了人生意义之所在,所谓“太极之理”；另一方面,由于气质的作用,人欲的干扰,人并不能现实地实现太极之理,因此需要圣人的教化和自己的存理去欲之功——这种仿佛太极之理不能决定气的“矛盾”,实是朱子之必要,正体现出朱子深厚的人文关怀,也是朱子学最大的魅力之一。
曹端的本意是想维护朱学的体系,可是这种对于理气关系的思考却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结果:曹端之后,“闻先生之风而起者”的薛碹直接继承了他对于理气动静的思考,并沿着他强调理气之合的思路,合乎逻辑的得出理气无先后的的结论,从而与朱学显示出一定的差距。之后,罗钦顺、王廷相等人接过辨析朱子理气关系的话题,最终将朱子的“理先气后”彻底颠倒,理降落为气中的一种性质,从而实现了气学的立场。这条朱学式微、气学复兴的脉络,曹宇元先生指出,正是因为明中期气学的复兴并不是远承北宋张载的气学而来,而是从朱子理气观的矛盾打开的缺口,曹端则实启其端。唐先生的分析其实未尽善,因为明中期气学的复兴,曹端所起的作用可能仅是提供了一方面的资源而已,夸大之并不合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气学在明代的复兴有一个酝酿到深化的过程,所以第一,可以说曹端之说对于薛碹的理气观有直接的影响；第二,曹、薛二人强化“理气之合”的思维显示出与气学在明代的发展走向的某种一致性。
曹端思想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的工夫论中的“心”学色彩。曹端有许多的表述都显示出在他的成圣工夫中,“心”上工夫的重要性,比如“学圣之事,主于一心”、“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人心即太极”等等；而另一方面,我们可见的曹端的工夫有一个自外向内的转移过程,并且他对于格物致知却很少论及,完全不是朱学对于格物之论的浓厚兴趣,其对于经典一定程度的贬抑也与心学显示出了相通之处。因此从古至今,许多学者都认为曹端的工夫论流露出鲜明的心学特色。本来理解一个思想,即使是一个朱学学者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有严格的门户之见,以朱学还是陆学予以范围；但是如上所说,曹端的工夫论确实带有一定的心学特征；这并不是以门户之见强拉硬拽,而是客观存在的情况,只是这种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它来源于曹端重视躬行实践的个人体悟；元代有和会朱陆的潮流,可是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显示曹端之重心与此有关,而且就曹端的现存资料中未见关于陆九渊心学的任何评论,因此他不见得对这种门户之争有强烈的意识。至于这种特点是否间接对明中期王阳明心学有影响,笔者觉得明初理学确实显出更加注重躬行实践和强调朱学中“尊德性”的一面,曹端与这种趋势显示出一致性,但是在曹端与白沙、阳明之间没有显示出连续的脉络,因此不可牵强附会。
明代哲学的特点是朱子学的式微,伴随气学和心学的复兴。明初正是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气学和心学的发展走向或许可以说在此时已初见端倪:一方面,一部分学者对朱学的理气论进行思考和批判,沿着这个思路,气学到明中期实现了复兴；另一方面,朱学学者体现出更加重视躬行实践和强调朱学中“尊德性”一面的特点,这对于明中期心学的复兴有正面影响。这两条思路在曹端的学说中都有体现并且构成其学说的最大特点,曹端正是在此体现出与明初理学特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