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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37年北京出现了二十余种回族报刊。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们自觉地肩负起振兴伊斯兰教、振兴民族的责任。回族报刊大多由回族知识分子或宗教界人士创办,类型多样,既有回族社团的社刊,也有回族新式学校的校刊,既有综合性的报纸,也有学术性刊物,符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它们作为回族自我教育的平台,为北京回族的进步、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利用政局较安定的时期,回族报刊积极促进伊斯兰教的发展,组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提供研讨教义的平台,并与广播电台合作,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普及宗教知识。在其影响下,北京回民的教义学习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在对外交流方面,回族报刊积极沟通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络。它们向国内人民介绍伊斯兰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积极开展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学术交流,支持中国回族学生赴埃及留学,并促使北京的回汉学者合作,建成了北京第一个伊斯兰教图书馆。30年代中国遭到日本侵略,回族报刊提出“爱国与爱教并重”的口号,大声疾呼回族人民把对宗教的热爱与对祖国的热爱结合起来,并为抗日献言献策,提出了许多拯救国难的对策。它们号召青年学生投身抗日的热潮,积极组织民众支援抗日,促进了团结抗日高潮的到来。为消除国内分裂的隐患,面对侮辱和歧视伊斯兰教的“侮教案”,回族报刊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发出民族团结的呼吁。在文化教育方面,为培养时代和祖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回族报刊探究新式教育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式学校有力的支持者,并为学生提供锻炼的舞台,促使他们更快的成长。它们协助开展民众识字教育,开辟妇女专栏,推动妇女教育的发展,促使全体回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社会生活方面,回族报刊为回族改善经济条件出谋划策,强调学校应进行职业教育。它们倡导移风易俗,提倡俭仆,并用实际行动引导新风尚,指导回族民众进行文明和现代的宗教生活。回族报刊组织的对北京和全国的回族生活情况、清真寺以及回族报刊等的调查,增进了内地回族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北京和各地回族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但由于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回族报刊对回族教育发挥的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