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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思想最初是由皮尔士提出的，他开创了实用主义的研究方向。在皮尔士看来，信仰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存在的，只有通过考察观念所引起的人们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才能使观念的意义清楚明白。由此，他提出了以实际效果来确定观念的意义的“皮尔士原理”，即观念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以及产生的效果。 詹姆斯从皮尔士那里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作了阐述，把它发展为整个实用主义的原理。他指出: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那行动就是思想的唯一意义。所有的思想差别，无论怎么细微，其根本明显的是，所有这些差别，没有一个细致到这种程度，以至不是在于可能的实践，而在于别的什么，思考事物时，如果要把它弄清楚，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实际效果。 詹姆斯从这一原理出发，把他的实用主义理论贯彻到对真理的理解上，提出思想由它在实际行动或操作中产生的后果确定其真假，通过行动效果既能确定思想的意义或价值，又能检验思想的真假。这样，詹姆斯就把真理同效果、有用等同起来，从而构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詹姆斯从具体的人的生存实践出发，以人和人的行动为中心，来研究与人、人的行动相关的事物、经验、思想观念，认为经验是人的生活结构，是人的关系处境。在他看来，人首先必须生活在关系中，亲历关系，然后才能理解。生活经验先于认识，是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从人的生存实践来理解经验，这完全突破了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认识论立场，从而恢复了经验的存在论地位。这就突出了他的真理论中的人本主义色彩，为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确立奠定了一个活生生的经验基础。 与以往传统哲学不同，詹姆斯所关注的中心不是真理的本质、定义等问题，而是真理的实际生成、真理的接受标准等问题，他把探讨真理的着重点放在真理的实际的价值与效用方面。詹姆斯曾明确把实用主义的范围规定为: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但他这种真理观遭致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攻击。人们仅从表面上来认识，认为他的“真理是用的”这一命题是在提倡一种主观主义唯我论的真理观，把这一命题连同他的整个哲学斥之为庸俗哲学、实利哲学。事实上，詹姆斯从来没有用过“对我”有用或“对你”有用这样的概念。他坚持认为，真理这个概念预设了某个社群，此社群是最广泛的，甚至是全人类的。真理是严肃的，决不是任意的产物。 詹姆斯指出，从发生论意义上说，真理的“符合”是一种引导，真理的引导作用不仅对人有用，而且对当下的实际生活有价值，能够帮助顺利地与环境相协调。真理的真实性在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它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不是主观狭隘的、而是被证实了的客观上的有用。首先，这种真理不是对以往真理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旧真理基础上的创新，因而“新真理总是个媒介，总是过渡的缓冲物”。真理总是对旧真理扬弃的产物，从而使真理不断向前发展。其次，这种真理还须与其它需要被承认的真理、与其它更重大的利益和谐一致，从而获得更大的真实程度。真理的有用性，主要是它的引导作用、工具作用;掌握真理本身决不是目的，而是导向其它重要满足的一个手段而已。 詹姆斯将真理的性质与真理的接受条件区分开来，更加关注对后者的探讨。在他看来，真理的真实性不在于它固有的、静止的性质，它必须对人的当下活动有用。真理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证实生效的过程，只能在现实的生活中来把握。从发生论意义上探讨真理是詹姆斯的一个全新角度，这就突破了传统真理论的界限，为认识真理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也是理解他的真理论的关键。 传统理智主义者认为，实在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认识之外，并决定着认识。因此，在他们看来，真理是一种与客观实在相关联的超出于人类之上的客观绝对的东西，并且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个人愿望毫无关系。詹姆斯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从彻底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出发，认为实在绝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实在乃是为人的生存经验所包容和改造过的实在，即从本质上来说，是可塑造、可完善的不断进化的活的存在，是打上人的烙印已经“人化”了的实在。它负载着人的价值，随着人的能力的扩大和深入而不断发展创新。 詹姆斯指出，既然实在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而是人的经验世界中发生着的东西，那么观念与实在的符合就是动态的过程，所谓绝对的符合，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处于变化中的真理。因此，不存在与人无关的真理，也不存在与人的价值无关的实在。 詹姆斯正是看到了传统哲学抽象静止地理解真理的缺陷，从而把与人紧密相联的“纯粹经验”引入真理，突出强调了人在创造真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真理是人们某些观念的一种性质，而观念并非自然的、永恒的。它们在根本上是人们为了适应表述、改造和利用经验对象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并且随着经验的变化和更新而变化。这样，他的真理观也就深深烙上了人本主义色彩。 本文最后一章介绍以杜威、普特南、罗蒂等人为代表的新老实用主义者对詹姆斯真理观的改进和补充。詹姆斯的真理观生动新颖，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哲学真理观的内容，为探求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是他的论证却往往不够缜密，常常因为生动性而牺牲了精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不够融贯协调，致使实用主义真理观遭到了许多责难和误解。 为了弥补詹姆斯在真理观上的不足，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以科学的、客观的形式，杜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詹姆斯的真理关基础上，杜威提出了“真理即工具”的工具主义真理观。把真理问题放在人类的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来解答，使哲学重新返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成为指导实践、获得成功的理论工具，从而把实用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一种更加融贯的方式将实用主义真理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作为新实用主义的代表，普特南从捍卫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詹姆斯的真理观进行了澄清和诠释。在澄清詹姆斯真理观的同时，普特南又从自己的理论需要出发，并对之加以发挥，借詹姆斯之口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观点。一方面，他把詹姆斯那里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加以提炼，形成他所谓的詹姆斯的“概念相对性”、“整体论”等思想。另一方面，他把詹姆斯思想里不连贯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论需要加以诠释，使之相互融洽，相互依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普特南把他所提炼的詹姆斯的“整体论”与“实在论”统一起来，相对弱化了詹姆斯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平息了人们对詹姆斯相对主义的指责。 在复兴实用主义的运动中，罗蒂无疑是一个最自觉、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罗蒂不仅反驳了批评者对于詹姆斯真理观的攻击，而且还从自己的研究出发，阐明了他所理解的实用主义真理观。罗蒂把真理看成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看成是对信念的一个赞词;把真理的标准看成是与信念和愿望的一致，看成是由自由研究获得的意见。这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与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具有一致性。罗蒂的真理观与詹姆斯、杜威的真理观的一致性，说明他忠实地复兴了以詹姆斯为主要代表的实用主义。 总之，对于詹姆斯的真理观，需要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因为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出发，对于詹姆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研究本身，重要的不是看它说错了什么，而是看它说对了什么，这才是这一体系或学说的真正价值或效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