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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来，随着时代的演进，民众在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上表现的日趋明显。不论从哪一个向度考察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民众总是一个绕不开且核心的问题之一。认识民众、唤起民众则是各时段知识界的重要任务。考察近代以来知识界所提倡或实施的各种社会、文化革新运动即会发现，虽然在改造民众、唤起民众的方式选择上侧重点不一，但“民众读物”无疑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清末梁启超发起了“小说界革命”，指出了小说在启迪民众、改造社会上的重要功能。在他与同时代知识界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极大提高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虽然在时局影响下，民初通俗小说创作很快又恢复到传统的娱乐休闲状态，但知识界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知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由通俗教育研究会对通俗读物的审查及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趋新知识分子对小说的批判中，不难看出知识界对此一功能的认知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逐渐强化的趋势。此一时期知识界虽然对小说在启迪民众、改造社会的功能上有着清晰的认知，但是限于时代因素，从整体上而言，他们对民众还只停留在感性的认知阶段，对民众与读物关联性尚未作出详细的探讨。新文化运动运动之后，随着知识界对民众群体更多的考察与认知，知识界对此一关联性才逐渐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顾颉刚等人发起了民间文艺运动。通过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认识到了鼓词、唱本等民间文艺在民众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眼光向下”的方式来考察底层中国社会，开启了“走向民间”、关注民众的时代热潮。与此同时，部分文化界人士亦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对民众影响甚微这一缺憾，通过何种方式弥补此一缺憾，怎样才能让民众享受到先进的文化、掌握更多的现代知识就成为知识界思考的重要议题。针对此一问题，知识界有着不同的实践与认知。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是通过教育的方法对此一问题作出的尝试，此举影响深远。而稍后在文艺界兴起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则是从文艺的角度解决此一问题的又一认知。无论是教育的实践还是大众文艺的探讨，均在三十年代兴起的民众教育特别是知识界对民众读物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展开。民众读物之所以成为教育界与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其兼具教育功能与文艺特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众教育运动的深入，教育界、文艺界人士对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旧式民众读物开始了认真的关注与研究，其工作首先体现于对旧式读物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知识界围绕民众读物的流通、种类、形式特征、内容、影响、读者群等几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此类工作为进一步对旧式民众读物的改良与再创作奠定了基础。 鉴于旧式民众读物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及其形式、内容的滞后性，对其改良与再创作便是知识界所作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知识界对通过此种方式来改造民众、唤起民众报以极大的希望，同时也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与尝试。其方法主要有两种:“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从最终整体效果来看，“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尝试，特别是顾颉刚领导的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绩尤为显著，对于鼓动民众宣传抗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方式不同之外，两种方法的创造目的则大体一致，即知识界力图把他们所认为的先进思想、观念灌输到受传统思想影响甚深的广大民众中去。 在新旧交替、各种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近代时期，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即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已遭破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处在建立之中。在此一背景下，“旧瓶”如何装下“新酒”？“旧瓶”能否继续使用？“新酒”如何取代“旧酒”？“新酒”是否符合民众的实际需要等成为知识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上述问题如得不到切实的解决，即意味着不论以何种方式对民众试图加以改造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知识界通过对民众读物的探索与实践丰富了对上述问题的认知，同时也对后来人就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