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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投资的日益蓬勃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关于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热点从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而中国日益成为最大的外资接受国，也逐渐发展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这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备受关注。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局势和国内情况的变化，给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着全球经济萧条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抬头，中国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满足国外市场需求、扩大出口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是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当我们看到国内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去的时候，又不免会担忧原来对GDP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出口是否前景暗淡。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是否会替代中国的出口，或者说部分地替代出口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现实问题。 从理论上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水平FDI贸易模型支持替代关系，而垂直FDI贸易模型以及考虑到需求因素的模型支持互补关系。现实中较为普遍的FDI类型为水平型FDI，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实证研究的结果中替代关系会更多。然而，事实上多数实证论文发现的是互补关系。国内关于我国OFDI贸易效应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实证方法也日益严谨，但针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并未得到一致结论。 本文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这一问题，进一步地对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界定相关概念，对全文的结构安排、研究方法等进行概括。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根据相关研究中得出的投资与贸易的不同关系进行分类，分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和其他关系三节，在每一节中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进行总结。最后一节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着重比较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具体结论。 第三章是基于对宏观数据的检验，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使用中国对116个国家（或地区）的2004年-2013年的投资和出口等双边数据，分别建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和系统GMM法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静态模型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无论是当期投资存量还是滞后一期的投资存量，都对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中国投资占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比重高低与出口规模之间是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投资占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比重高低和投资存量的交互项与出口规模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中国与中国投资高比重和低比重的东道国的出口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低比重组的显著高于高比重组的;第三，中国投资占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比重高低与出口比重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中国投资的占比越是高，总进口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品比重也就越高;第四，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水平相似度，与出口规模之间是负向相关的关系，而与出口比重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越是与中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中国对其投资的增加在扩大出口规模方面的作用反而越弱;一国与中国经济水平相似度高低，对于来自中国进口品占总进口的比重没有显著影响。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动态模型滞后一期的出口额加入到解释变量中来，并使用出口额、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表明:首先，对全样本国家盼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对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为正，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在剔除了百慕大、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之后，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表明了全样本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最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系数估计值虽然都为正，发达国家组的不显著，而发展中国家组是在1％的水平下非常显著，这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自第四章开始，本文将视角转向微观层面，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倾向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在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境外机构名录合并整理的基础上，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找到最为相似的对照组企业，用于匹配的协变量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资本密度、出口强度、以及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将匹配后的所有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企业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以此来研究OFDI对于一般企业是否有出口（即出口倾向），以及OFDI对于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即出口强度）分别有怎样的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倾向的影响和对出口强度的影响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展开。 第四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倾向的影响。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企业是否出口的总体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对部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较为显著，具体而言，从我国200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的情况来看，投资当年和第二年的出口效应不显著，投资第三年呈现出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替代关系，有投资的企业出口的概率反而下降，投资第四年则显示出投资与出口之间的互补关系。2006年子样本的投资第三年出口效应和2007年子样本的投资第二年出口效应都是显著为负的，这一结果是在控制了年度变量之后得到的，也就是说已将导致2008年这一特殊年份出口倾向下降的时间因素控制住，因此可以说明这两个子样本都存在投资初期对出口的替代效应。 第五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强度的影响。无论是投资当年还是投资后的第一至第五年，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强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已有出口的企业而言，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强度即出口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没有显著影响。融资约束变量——应收账款占销售额的比重，对于出口强度的作用也一直都是不显著的，表明融资约束问题对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不起作用。此外，在投资后各年效应的检验中，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估计值始终显著为负，证实了“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越是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出口强度越低，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越高。 第六章对本文实证研究的结论进行总结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宏观数据检验的结论来看，尽管得到OFDI对出口的总效应为正，但对不同国家存在水平和速率差异。这表明在制定实施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性政策措施的时候，如果想要拉动出口，则应当研究投资目标国的人均GDP与我国的经济水平相似度，以及我国对该国投资占其吸收全部外资的比重是高还是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以促进出口规模为目标的政策应当倾向于引导企业向与我国人均GDP水平有一定差异的国家增加投资。从投资比重的角度来看，鉴于中国投资低比重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大于高比重组的，因此为实现出口规模的扩大，我国的投资目标国应当多元化，应当向中国投资目前占较低份额的国家增加投资。由于中国投资占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比重高低与出口比重之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增加对高比重组国家投资将会加大这些国家总进口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品的比重，即提升中国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额没有显著影响，而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政策若要实现扩大出口的目标，应当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对发达国家增加投资，虽然对增加出口没有什么影响，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从而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而也不可偏废。 从微观数据检验的情况来看，当我们把对外投资企业按投资年份进行分组进行估计、考察时间效应时，发现部分样本存在从投资对出口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到替代效应，再转向互补效应的转变。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生的替代效应，而担忧GDP的稳步增长虽然不无道理，但应当认识到这也极有可能只是暂时的，替代效应是会转成互补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强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表明从2004年至2009年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投资规模的增大还不至于显著地替代出口，因而并不会显著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