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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题目是《体制约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之谜”的理论解析》，选题立意来源于1993年McKinnon有关“中国之谜”的评论。当时，McKinnon对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大惑不解: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断下降，但却成功地抑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因为按照他所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次序理论，货币或金融的增长必须建立在中央财政平衡的基础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遏制。因此，他把在中国出现的“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现象称为“中国之谜”。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按照Goldsmith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金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反过来影响金融发展。在这13年间，虽然有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此做了许多努力，其中有些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仍然没有从理论上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或者说是广泛认同的解释。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因而也无据可依。因此，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于“中国之谜”，我国学者对M2/GDP过高的原因给予了众多解释，如易纲(1996)以货币化理论较好解释了当时M2/GDP逐渐升高的原因，而秦朵(1997)在货币需求考证中加入制度因素，认为货币数量论与转轨经济不相适用，一旦将特有的制度因素考虑进去货币需求便呈现较强的稳定性;刘明志(2001)指出我国准货币规模的持续增大表明我国近几年各类存款居高不下，导致流动性较差的准货币流动速度减慢，从长期看M1/M2趋于下降，因此M2/GDP的上升主要是由准货币/GDP上升引起的;钟伟、黄涛(2002)则认为1997年以来，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滞后于GDP增长率，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十分迟缓，通货比率下降导致GDP上升的原因是公众出于对未来就业、养老、医疗和教育保障等存在不安全预期，M2的积蓄趋于上升;等等。国内学者前期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货币化进程、储蓄率偏高、不良资产比率居高、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引起的货币过度持有等原因上，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角度及所得出结论大部分停留与结果并行的“现象”上，并未触及根本原因分析。近期部分学者则将研究引向深入，陈华良(2005)从货币沉淀角度分析了M2/GDP偏高的原因，认为在货币化进程之后，造成近期M2/GDP仍旧持续走高的原因是金融改革和深化过程中金融配置效率低而引起货币被动性超量发行;张杰(2006)通过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补贴和担保因素引入McKinnon的最优化化模型，认为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导致中国高货币化结果的基本原因;等等。笔者认为，造成“中国之谜”的根本原因不是货币化，也不是储蓄率太高、不良资产比率太高，而是有其深刻的体制根源:1978年以后，中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对诸多领域进行了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但由于多种因素，金融一直被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而由政府管制:例如固定利率和汇率制度、金融机构国有制、金融机构人事由政府任免制度。近年来，为了加入WTO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对金融系统也采取了市场化改革，利率适当浮动，国有金融机构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造。但在本文所要研究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面，在宏观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领域一直采取计划经济及公有制形式，这才是破解“中国之谜”的途径:容易理解，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中，以计划经济及公有制为特征的金融机构必定会产生权力主体的“行租”行为，金融产品价格不能客观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因而始终处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由此导致金融配置效率较低下引起货币被动性超量发行，主要体现在:由于信贷体制性配给的存在所产生的“逆向选择效应”与“逆向激励”效应对货币创造过程产生影响;计划经济、公有制及其他体制性因素影响预期，使居民储蓄率过高，但储蓄—投资转化渠道不通畅;配给均衡影响投资行为，对GDP增长效率的削减效应等等。顺着上述思路，本文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八章: 第1章:引言。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介绍论文的思路、主要内容以及分析的技术路线结构框架;归纳全文可能取得的创新之处以及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主要缺憾。 第2章:关于“中国之谜”的文献。对国内外典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总结，重点分析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抑制原理以及金融发展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并指出其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不适之处，为后文提出研究“中国之谜”的突破性思路做铺垫。 第3章:回顾与比较:“中国之谜”形成的体制因素。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对其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发现中国金融深化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有着典型的差异。即:(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2)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3)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经济在增长，金融也在发展，但迹象表明中国金融抑制是客观存在的。 第4章:中国金融体制、经济主体行为与非瓦尔拉斯均衡。本章是全文分析方法的基础，也是论文重要的创新点之一。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对中国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分析要么以瓦尔拉斯均衡为默认前提，以市场自由出清为条件进行的;要么就是套用金融深化理论，把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简单等同。其实，中国金融与经济增长有自身独特的体制性前提:中国是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之上，仿效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公有制。所以，一方面不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那样，价格能够客观地反映供求关系，所以不存在瓦尔拉分析条件;另一方面也不等同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经济，因为中国经济有着深深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烙印。所以，要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必须要考虑中国特殊的体制前提。因此，本研究遵循非瓦拉斯均衡研究，把体制当作其约束条件进行。 第5章:信贷供给制性配给、金融抑制与货币供给模型。在体制约束所致的非瓦尔拉斯条件下，配给均衡是其重要的特征。本章在回顾有关配给理论的基础上，描述了货币经济中信贷配给一般行为，用均衡分析方法给出了信贷体制性配给的具体定义。并对信贷体制性配给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逆向激励机制进行剖析。最后试图在公众、商业银行及中央银行三部门行为描述的基础上，构建货币供给的信贷市场模型，试图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来研究体制约束对货币供给行为的影响，从信贷、货币创造行为过程来解释“中国之谜”。 第6章:金融抑制与我国经济增长。本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体制引起的配给性均衡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体制性配给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效用函数，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的强制规定，使其低于市场均衡水平，通货膨胀未能很好控制，使实际利率偏低。一方面无法充分动员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低的贷款利率或负利率刺激了对有限资金的需求，政府依靠配给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因而体制约束冲击投资行为，进而降低GDP增长效率。 第7章:预期、居民储蓄与货币化高差。由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特征的存在，以及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增加，其效用函数改变，影响资本持有形式。储蓄率居高不下，由于体制约束存在，信贷货币创造“效率损失”，准货币的高增长并未带来GDP高增长，通货紧缩加剧。这是剖析“中国之谜”的又一个角度。 第8章:主要结论和建议。本章对全文所分析的内容做出全面的总结，并据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政策建议。 本文是在充分收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结合自身学习及工作经历，思考模型建立的条件，使分析有更为明确的和准确的前提，以便得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与本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有一些创新之处:第一，首次从经济金融体制角度出发，设立约束条件，进行相应的数理分析。以往的研究一般都遵循两类思路:一类是按照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为默认条件，或者套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模式，对研究的准确性不免产生影响。本文在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分析前提做了适当的修正，以期能更为客观准确地描述经济过程。从金融体制出发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第二，首次对McKinnon提出的“中国之谜”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包括McKinnon本人在内，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有的侧重对货币化进程进行分析;有的侧重对引起持续不断升高的货币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引起这些现象出发，深入问题本质，即从经济体制高度，描述约束条件特征，分析经济主体行为，从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从中可以看出金融发展的程度以及可能蕴含的风险。第三，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字叙述之外，通过建立模型，尽量采用数理描述与分析，进行均衡及比较静态分析，力求更为严谨与准确。第四，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在多处提出新的概念与定义，比如体制性配给、M1-M2剪刀差，等等。 当然，本研究有诸多不足之处:首先为了研究方便，模型大多建立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没能纳入国际经济框架，这是因为研究由浅入深的需要，抛砖引玉，以求后续;其次，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在模型构建的方法以及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考虑不周到甚至错误之处，笔者只希望提出一个全新的更为适当的分析框架，为以后研究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