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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和自然的冲突与会通乃是魏晋时人所致力于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魏晋玄学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给与了郭象之《庄子注》以学术价值上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大多数仍旧奠基于汤用彤先生所创立的“内圣外王”的理解模式,从对哲学史之总结的角度使得郭象的理论作为对崇有与贵无之论的合理调试而获得其理论上之价值。而这样的研究思路也恰恰表明了,名教与自然的会通乃是深刻的建基于有无之辨的另外一种探讨问题之方式。
但是目前的研究在探讨名教与自然会通之途径的过程中,虽然首先认可了名教自然之辨乃是有无之辩的理论延伸,但是当阐释者的注意力纷纷给与了现实层面的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并且多耽执于本末体用的阐释方式,而实际上这种理论构型并未使思想在本质上取得任何进展,以至于迄今为止,并没有人真正地将对名教与自然的思考带向有无之辨的思想内核。也就是说,在本末体用的形上建构之致思方式的基础上,儒道两家的思想实质将以调和的方式被遮蔽。
而本文则力图通过对郭象《庄子注》中所体现之思想的论述,在有无之辨的背景之下呈现郭象会通庄孔之学的理论实质,即,通过对有无之意蕴的吸纳郭象跨越了汉代以来对名教的僵化理解以及对庄子自性逍遥的误读而达到对庄孔之学的回归。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对郭象会通庄孔之理论给与说明:
首先序言部分,综观了魏晋时期名教于自然之辨与有无之辨的思想发展历程,并透过郭象所处的历史时期与当时的思想积累对其哲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予以阐释。同时本部分提及了郭象会通庄孔之学的理论出发点：超越汉代以来对名教的僵化认知而更本源地回到孔子的思想,同时借助对庄子真人观念的阐释而在缘发性与情境化的诠释语境之下明确会通庄孔之学的理论基础。郭象创造性地将存在之本质赋予了存在着的每一个体。
第二部分,对魏晋时期有无之辨进行重新审视,并将其定位为本体论的致思之方式,并揭示出,郭象依据其有无分立不着(非惟无不可化而为有,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的论断割断了魏晋时期本末体用式的思想传统。
第三部分,在重新确立的有无之思的基础之上,通过对郭象所说“自性”、“自然”、“玄冥”、等概念的诠释梳理郭象的整体理论发展。自性显示为自身赋予,自然意味着本己之样态,在这一层面上,郭象使得在世之存在者充分担当起了面向自身的使命。
第四部分,穿越境界论而进行的再次致思。剔除了先验主体性的反思纬度而使得郭象的整体思想面向一种存在的本然之域敞开。
本文全篇都试图导向这样一种思想于差异性与变化之绵延中的持留。随着概念的相继破解与意义的重获丰盈,郭象的理论意图也随之逐渐明确:全部思考都在试图完成对一个问题的探讨,人之存在的真纯性从来不曾离却其生存境域而被正当地抽象出来。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窥探到,在郭象的理论中,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然沦为一个无病呻吟般的发问,作为玄冥之境的自然存留于在世之中的每个瞬间的自行打开。因此自然是着,又同时不是着自身,这也正是名教自然之论永恒地要回到的那个根本处——有无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