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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以六十年的赵树理研究为工作平台，从赵树理在批评中的身份问题入手，对赵树理文学理想的生成及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的遭遇做深入的分析，以获得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这六十年间赵树理研究的风雨沉浮，认为如果撇开批评者的褒贬态度与是非立场的差异，这期间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研究大多是在一种平面化的状态下进行，而没有深入下去。 第二部分通过考察赵树理对文学的最初选择、在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及其最终对小说形式的放弃，得出结论：从主体的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赵树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对这种特殊身份的漠视或想当然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赵树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赵树理对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民间文艺与“五四”新文学双重反叛与重新选择的基础上的个体化的理性认识。这种独特的理解转化为文学理想便成为一种艺术可能性的开创。从这一角度来说，赵树理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一个许多人共同认可的文本，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和思考的可能性文本。 从艺术实践的状态来说，由于赵树理把对艺术追求的终极价值放置在了现实目的之中，从而对小说艺术理想形态的追求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加之来自社会规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最终未能在小说艺术的表达中真正确立起来。 赵树理的成功与失败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在于：只有对所选择的价值和观念保持审视的姿态，中国文学才有可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换，才有可能生成自己独立的意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