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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旨在于通过对河南省信阳市一个乡村建设项目的个案分析,探讨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导形式——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在项目的前期构想、实施与后续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文章主要参照发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回应当前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发展实践,并借鉴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探索与争论,反思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当前的乡建运动本质上是由地方政府出资进行的农村旅游开发,乡建人员作为其中的一股力量,与地方政府、外来投资商一起参与进村庄的改造建设中。各方都带着不同的目的与利益诉求,村庄的旅游开发实际上一场各方权力的较量。乡建者以规划团队的角色,与政府部门签订合同,作为乙方很难去改变地方即有的政治格局。外来投资商与政府部门合作,可以附生于项目开发,使地方村民相对处于劣势。地方政府、村民与乡建团队在建设之初虽然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诉求,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获得利益的村民、基层行政人员会与非政府组织形成利益共同体,角色之间也会发生互换与融合。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陈序经曾质疑乡村建设的代表性,当前的乡村建设示范价值也十分有限,地方政府以全区之力打造的两三个村庄,能够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并在媒体中频频曝光,实际上延误了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相对剥夺了其他农村的建设资源与发展机会,对于农村问题的全局仍是于事无补的。郝堂的乡村建设,从2009年4月开始,村民在李昌平帮助下成立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2011年3月,孙君带领的北京绿十字团队与平桥区政府签订茶人家项目,开启了李昌平与孙君合作建设郝堂的阶段;2013年3月茶人家项目结束至今,村庄进入自主发展阶段。从2009年到2016年,郝堂的乡村建设已经走过了八年时间,李希望能以资金互助社为切入点恢复村庄自我造血能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的统一。2013年郝堂村入选全国首批十二个美丽乡村名单,游客的涌入推动了村庄土地价格的升值,引发新一轮的民间投资建设热潮。大量关系户以申请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名目进行圈地;项目建设中拥有大量土地和资产的村旅游公司,迫于行政风险只进行简单的房屋租赁和土地转包业务;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大量涌入单一同质化的农家乐经营。乡建团队试图通过村民组织、文化重建等形式,达到重新修复乡土文明的目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不得不借助政府的行政资金与执行力来推动乡村建设,建设中的利益争夺与建设后出现的贫富差距,都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村庄原有的社会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