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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的创作中描写了形形色色鲜活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地位、性格等各方面都非常不同，但是她们的命运却出奇地相似，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主要分为两大方面，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 从客观原因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背景的原因。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主流是男权意识，女性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利。社会把女性视为弱不禁风、没有理性的群体，女性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放弃自我，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在经济上附属于男性，男性享有对家中财产的支配权，由于女性所处的地位低下，她们几乎将一切希望都放在婚姻上，导致婚姻并非为了爱情，而只是谋取生存的手段。她们认为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婚姻，婚后她们只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一般情况下，婚姻是永久性的，妻子的贞操是丈夫的特权。男权社会中，衡量女性好坏善恶的标准就是女人是否贞洁，是否对自己的丈夫顺从等。如果符合这种标准，就被社会认定为是完美女性，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女性就被认定是罪恶的妖妇。这些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自然就直接导致了女性一生的悲剧命运;二是宗教原因。宗教主要是宣扬神按照自己的模式和类似物创造了人，并给人们制定了道德戒律，实质上是建立在禁欲主义和男权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观，具有伪善性，本质上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宗教压制人的自然感情，摧残人性，尤其对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迫害是深重的。哈代有意用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来唤起人们的思考，使人们认识到宗教的吃人本质，从而达到批判宗教，呼唤变革的目的。三是女性自身性格弱点的原因。在哈代作品中，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她们自身的性格弱点也决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还乡》的女主人公尤斯塔西雅心高气傲，对于爱情和生活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偏执的追求，对现实不知足，导致她最后与情人私奔的途中落水身亡。苔丝的悲剧也是跟她的性格弱点分不开的。她虽然敢于反抗社会的不公，但是却不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羁绊。她心理上的这种自我道德谴责同她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她总是从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上来评价自己的行为，明明清楚自己是受害者，但在周围人的非议中也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无名的裘德》中淑的性格弱点也非常明显，她一直处于激烈的内心挣扎状态，当孩子们自杀之后，她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于是最后又回到丈夫身边“赎罪”。 从主观原因来说，是哈代的悲剧观导致了宿命论。哈代的祖母和母亲经常用宿命论的观点来教育哈代，解释身边的一切事物，周围村民把一切的苦难与不幸都归结为命中注定，这些使哈代从小便有了一种“命运就是悲剧”的感触。而且哈代自幼性情孤僻、忧郁、敏感，这种与生俱来的气质也使他常以悲剧的眼光看待人生。哈代看到宗法制农村被资本主义冲击得土崩瓦解，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在贫苦中挣扎，他十分同情这些劳苦人民，认为人民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他们的命运一定是悲惨的。虽然他敢于在作品中对这样的社会做出批判，但是却又深感无能为力，找不到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的办法。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悲观的倾向，认为人的悲剧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哈代阅读了大量的古希腊悲剧作品，这些更加深了他的命运悲剧意识，加深了他对于宿命论的认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仅动摇了整个神学体系，也改变了哈代的想法，动摇了他对于封建思想的信仰，对基督教的信仰。哈代深受叔本华“唯意志论”、达尔文进化论以及赫胥黎不可知论的影响，认为人类无法摆脱宿命的捉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主宰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量，即“宇宙意志”。在哈代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很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悲观思想。他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一种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似乎命运总是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一切，捉弄着人类。小说中大量存在偶然性情节，常常是种种巧合使女性的命运发生转折，似乎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在操控着人类的命运，并且往往导致了事情朝悲剧的方向发展。尽管哈代经常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浓厚的悲剧氛围，但哈代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哈代一方面认为，宇宙中人类和万物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超自然的内在意志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又相信这种内在意志终将觉醒，相信人类自身的力量。哈代小说中包含着一种积极求生的态度:虽然社会是不公平的，人类的悲剧命运暂时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人们必须要有抗争的意识，只有积极抗争，不断思考和寻找，才能有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哈代小说中对黑暗社会现实的种种勇敢的揭露，尖锐的讽刺以及对人物抗争的肯定倾向都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