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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加快了侵略亚非拉等落后地区的步伐。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中国成为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英、日、俄、法等国几乎同时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及其以外制造事端,清政府由此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外交交涉之中。其中,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日琉球交涉是这一时期的两个典型外交事件。虽然以往学者对两次交涉进行过卓绝的研究,但是碍于视野和材料的局限,他们往往更多拘泥于某一外交交涉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而对两者之间的相互联动,以及交涉主体之一的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与行为,缺乏客观认识和深度理解。
19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危机时期。事实上,清政府并非单独应对某一帝国主义列强,开展某一外交交涉,相反却是同时面对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衅与侵略。在这样的外交尴尬境地下,清政府怎样实现自身的战略选择,怎样周旋于各国之间?这是清政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交涉的同时进行,很好地体现清政府这一时期外交策略的开展。表面上看，是清廷与日、俄两个国家进行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谈判,但两者实际联系紧密。尤其是清政府同时面对两个强敌,绞尽脑汁,焦头烂额。
本文以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为研究背景,选择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交涉两个典型外交事件,以总理衙门、朝廷大员等的奏折为史料依据,通过再现伊犁交涉和琉球交涉的过程,着重分析清政府决策因素以及过程,来阐述清政府应付和化解危机的对策。本文重点关注曾纪泽的圣彼德堡谈判和总理衙门和宍户矶在北京的谈判,着力分析两个外交实践的互相影响与关联,阐述清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整体观和全局观。
从两次交涉的具体实践来看，清政府坚持自身整体外交观念,牢牢把握自身外交交涉中心,努力稳定自身阵脚,积极灵活运用交涉国实力及其内部矛盾,来决定对二者的强硬程度。清廷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是怎样由最初的顾此及彼、力求两全到最后的避远就亲、内外有别?在同时进行两个交涉的过程中,清廷对某一交涉的策略和态度是否受到了另一交涉的影响?而清廷内部各派围绕此问题又展开了怎样的争论?两次交涉中,清政府都有具体的表现。整体来说,清政府对俄日两国的态度以及政策的制定,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尤以伊犁交涉对琉球交涉的影响为大。因此,研究者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而是应该进行整体研究。当然这种整体研究是超越简单的比较研究的。
弱国无外交,整体来说,晚清外交的节节失利不容否定,且值得深思。笔者无意对清廷此一时期的外交政策赋予过多溢美之词。但是,客观地总结外交经验,真实地展现历史原貌,理解尴尬境遇下晚清外交的努力,阐释晚清外交策略的合理,又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就史料的运用来说,本文以《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以及《李鸿章全集》等为基本史料,主要摘录总理衙门、两位驻外使节以及各朝廷大员有关于此两案的往来奏疏,再辅以当时官员的各种文集、日记以及外交史相关的其它的必备史料来系统研究清政府怎样处理外交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