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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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将婚姻市场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联系起来，分析了性别比和教育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劳动参与决策的。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相对人口数量以及对伴侣特征的偏好都会影响人们对婚姻的价值的感受。当性别比大于1时，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自己偏好的伴侣，男性会选择放弃一部分从家庭资源分配中获得的经济效用，从而增加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当教育同质婚占婚姻市场匹配类型的大多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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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将婚姻市场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联系起来，分析了性别比和教育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劳动参与决策的。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相对人口数量以及对伴侣特征的偏好都会影响人们对婚姻的价值的感受。当性别比大于1时，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自己偏好的伴侣，男性会选择放弃一部分从家庭资源分配中获得的经济效用，从而增加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当教育同质婚占婚姻市场匹配类型的大多数时，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对婚姻的价值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本文指出婚姻匹配类型也是决定性别比和教育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方式的重要原因。当不存在挤出时，劳动时间与婚姻市场因素无关。当存在挤出压力时，高性别比使同质婚中丈夫的劳动时间增加而妻子的劳动时间减少，使异质婚中丈夫的劳动时间减少而妻子的劳动时间增加。女性整体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使丈夫和妻子受教育程度都较低的同质婚中妻子的劳动时间增加而丈夫的劳动时间减少，但在其他的婚姻匹配类型中都会使丈夫的劳动时间减少、妻子的劳动时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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